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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前藩太上皇锅岛直正非常识货,从“靖波”号上购买的商品都是最先进的,也是最适用的。譬如75野战榴弹炮,锅岛直正直接购买了四门,耗资三万多两白银。
然而,这种外贸型号的火炮性能并不是最先进的先进,生产时有意进行了性能上的阉割。中国敢出口这种火炮,对自己的火炮制造技术非常自信,相信外国一时之间无法仿造。
“靖波”号离开肥前藩,下一站是长州藩。长州藩是外藩大名,历任藩主皆与幕府不睦,彼此敌视、防范。
藩主为毛利氏,多性格暴烈,桀骜不驯。战国时期,藩主毛利辉元与织田信长对抗。信长死后,毛利辉元又与丰臣秀吉妥协,参加执政,为五大老之一。
关原之战时,毛利辉元站在德川家康对立面,为西军总大将。战败后,毛利氏被德川减封,从20万石减为299万石。
37年,毛利敬亲成为长州藩主,任用村田清风展开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财政上,村田清风效仿萨摩藩,强行对商人赖账,抵销了长州藩的债务。又对藩内特产实行专卖制度,对农民横征暴敛。此外,长州藩还鼓励学习兰学,用西方科技开拓财路。
进入9世纪50年代,长州藩内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继承村田清风理念的的改革派,一派是主张因循守旧维持现状的保守派。
藩主毛利敬亲则成了傀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维持平衡。因为凡事没有主见,毛利敬亲口头禅是“就这么办”,被人嘲笑为“就这么办先生”。
长州藩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交替上台,长州藩与幕府关系也越来越差。长潘店藩倒幕派势力也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倒幕派最为重要的据点。
(历史上,长州藩在倒幕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长州藩出身的武士,长期霸占日本陆军,与萨摩藩武士控制海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长州藩武士中,比较有名的有:维新前三杰之高杉晋作、吉田松阴,维新后三杰之木户孝允,久坂玄瑞,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被誉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主持日俄战争的乃木希典,被誉为“丰臣秀吉再世”的儿玉源太郎、寺内正毅……)
在江户三百藩中,长州藩与中华帝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美国佩里准将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冒着脱藩的大罪,前来拜访佩里,请求佩里带他到外国增长见识。
佩里准将不愿得罪德川幕府,拒绝了吉田松阴。恰巧陆雨晨访美归来,与佩里准将一晤。于是,佩里把吉田松阴交给了陆雨晨,吉田松阴也转而来到中国广州求学。
吉田松阴在广州看到了希望,极力赞同中日亲善,请求幕府派遣更多的留学生到中国。经过反复的讨论,幕府终于下定决心,从各藩选拔优秀武士,前往广州留学。
长州藩有吉田松阴开拓在前,对派遣留学生极为热心,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亲睦。
因此,当“靖波”号抵达长州藩后,胡雪岩、古应春等人受到长州藩武士的热烈欢迎。长州藩武士一向与幕府为敌,做事不计后果,大肆从“靖波”号订购军火。
长期秉政的改革派领袖村田清风,此时已经身患绝症,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听说“靖波”号来访,村田清风还是从病床上挣扎着起来,到码头上近距离观察了“靖波”号战船。
村田清风主持藩政期间,以下级武士、富农、富商为基础,改进特产专卖制,改革兵制,兴办洋学,增强了藩内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来长州藩在讨幕运动中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雪岩听说来人是德高望重的村田清风,亦下船与村田清风会晤。
村田清风病容憔悴,与胡雪岩一见如故,望着庞大的“靖波”号,不禁感叹道:“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竟能看到东亚人自造的战船,遨游在东亚的海洋上。”
胡雪岩为之一动,说道:“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只要中日亲善,日本积极向中国学习,未来一定可以振兴。”
村田清风苦笑一番,叹道:“我老了,不中用了,未来要靠年轻人。”
一旁有个名叫桂小五郎的下级武士,忍不住插话道:“村田大人主持藩政期间,受到历任藩主的信任,并大力推行改革。如此经营二三十年,长州藩才有当今雄藩的景象。
“可如今,大人病重,保守派势力抬头,藩主又习惯做和事佬。一旦村田大人亡故,保守派恐怕就要执政。他们头脑简单,盲目攘夷,我真不敢想象今后长州藩会变成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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