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为什么明军不去团结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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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袁臬台给老百姓发了武器，造成了内乱、民变，致使宁远城失守，甚至造成辽西走廊都丢给了后金，那我的责任就大了。”

“诸位在皆是朝廷命官，我却只是一个出家的喇嘛，倘或朝廷怪罪下来，难保不会治我一个‘煽乱军民’之罪，将我当成一个早有图谋的奸细。”

“到时大不了，我就跑到蒙古传教去，佛法在我心中，我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所畏惧，可是袁臬台你这里，那就切切实实少了一个可以跟鞑子打交道的人了。”

王喇嘛说这话时虽是笑着的，但是在场诸人都看得出，他的态度是认真而坚决的。

袁崇焕道，“给老百姓发武器，不至于会导致宁远城失守那么严重罢。”

王喇嘛道，“就是会这么严重，袁臬台，你之前传了军令，‘将士逃至者悉斩’，这条军令能起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前屯和山海关守将都能下决心斩杀逃跑者。”

“可是你若是老百姓发了武器，老百姓要是不愿意留在宁远城内跟咱们同舟共济了，他们往后方一跑，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一旦杀了他们，那这就不是‘处置逃兵’，而是‘虐杀平民’了，这事儿的性质就变了。”

“所以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不一定能干脆利落地杀了这些手中有武器的老百姓，如果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不配合，袁臬台，你的这条军令就等于变相失效了。”

“这样一来，这些有武器的老百姓一带头，再一跑，城中的两万守军要是拦不住他们，或者反过来化妆成老百姓跟着他们跑了，那这宁远城不就相当于不战自溃了吗？”

“倘或咱们只是打不过金军，陛下尚且可以谅解，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但是咱们若是因为民变而不战自溃，陛下则一定会下旨追查。”

“退一步讲，就算陛下体谅袁臬台，不愿苛加罪责，阉党也会借机生事，要是东厂派出了番子来捉人，我当然只能跑到蒙古去了。”

袁崇焕难以置信地道，“所以在诸位看来，老百姓一有了武器，要么是变身盗匪欺凌弱小，要么是不顾大局直接逃跑？”

祖大寿道，“抗金义士肯定是有的，但是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可能大半辈子活下来，连杀人这回事都没亲眼见过，怎么能要求他们拿着武器迎敌呢？”

袁崇焕耳朵发烫，他在穿越前也没见过杀人。

别说杀人了，他连菜市场里面的摊贩杀鸡都没见过，他上辈子连买生肉都是买那种超市里包装好的有机产品。

可是他现在却在与一堆古代土著讨论兵事。

程维楧道，“我等乃朝廷命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应有之义，可普通百姓不过都是升斗小民，他们本身就没有这个义务来替朝廷抗击外敌。”

话说到这一步，袁崇焕的内心实则已经动摇了。

但是他还想再挣扎一下，因为他觉得李自成能做到的事，他这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现代人应该也能做到。

袁崇焕道，“那这些普通百姓遇到了危及自身之祸事，也是宁愿苟且偷生、坐以待毙吗？倘或咱们将鞑子做过的恶事，向百姓大肆宣传一番，譬如圈丁为奴、剃发易服、***女，百姓总不能无动于衷。”

王喇嘛不太看好袁崇焕的这种宣传，“只要这些事暂且没发生到自己身上，老百姓是不会觉得鞑子有多恶的，就算这些事已经发生了，许多人依旧会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要他们豁出自己的命去拼，有点儿不大现实。”

袁崇焕讶异道，“这都可以接受吗？”

王喇嘛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不就剃度出家了吗？至少我是没觉得剃发这件事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袁崇焕道，“你这不是因为宗教信仰吗？”

王喇嘛道，“宗教是另一种形式的统治，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因为信仰黄教而剃发出家，跟因为归顺后金而剃发易服是差不多的。”

程维楧插话道，“不，还是有差别的，信了黄教出家就不能娶老婆了，而剃发易服之后还是能娶老婆的，这两相比较之下，很多人可能还会觉得剃发易服更能接受一些。”

满桂道，“而且许多百姓本来就是给人种地的，同样是种地，只要鞑子给口饭吃，他们就会觉得换个地方种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祖大寿道，“是啊，有的时候遇到荒年，卖儿卖女，甚至同意典妻，也就是把老婆出租给别人生孩子的人也挺多的。”

袁崇焕道，“这自愿典妻是一回事，老婆被人抢了是另一回事罢。”

满桂道，“许多人觉得老婆没了就没了，等以后有钱了再娶一个就是。”

袁崇焕张了张口，心想，失误了，没想到大明的妇女地位这么低。

金启倧道，“对，人想活命是本能，老百姓只要能活命，什么事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老百姓有了武器，大部分人会选择逃跑或者生乱。”

“因为逃跑还有生机，而如果跟着咱们一同战斗，很有可能就是一碰上鞑子，不由分说就被砍死了，大部分老百姓都不会去拿自己的性命赌一个‘不被鞑子奴役的未来’，这买卖不合算呐。”

袁崇焕听着听着，不由鼻头发酸。

他突然想，自己真幸运啊。

上一辈子生活在一个文明的中国，这一辈子又穿越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份子。

正因为他幸运，所以他才有底线。

而这些大明的老百姓们，却因为从不知晓文明为何物，而心甘情愿地受这些突破底线的奴役，忍受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全然不能忍受的剥削。

就在袁崇焕暗发感叹的时候，朝鲜翻译官韩瑗小心翼翼地开口了，“除去这些原因，袁臬台，我认为，过度宣传金人的邪恶，并不能激发百姓的斗志。”

天启六年的大明依旧是朝鲜的宗主国，因此朝鲜翻译官的汉语水平几乎与土生土长的明人相差无几。

袁崇焕问道，“这怎么是过度宣传呢？金人难道不就是这样邪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