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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贝托鲁奇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有解,有出路,就会被毙掉,被唾弃为“媚俗迎合观众”、“不虐主”。
相比之下,奥斯卡就商业一点,也“庸俗”一点,你前期可以一样苦逼深邃。但最后稍微救赎、灵魂升华一下、或者小团圆小确幸一下,评审团也能容忍。
所以历史上那种《末代皇帝》的拍法,充其量只能拿拿奥斯卡金像奖,但绝对拿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主单元大奖的。
《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想拿去欧洲评三大电影节,那它就应该在老囚犯出狱后绝望上吊自尽那儿戛然结尾。最后拖到救赎出来了,那对不起,你别来欧洲了,乖乖跟着美国人的奥斯卡庸俗吧。
……
想到这儿,顾骜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丫的不会是因为贝托鲁奇提前了四年多来华,所以他自身的心路历程还没调整过来,所以还一心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而没注意往奥斯卡发展吧?
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今年才刚拿戛纳金棕榈提名呢,热血尚未冷却,说不定一心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真正拿一座金棕榈或者金狮。历史上要被蹉跎个四五年,发现无法登顶文艺的最高峰,才颓废地去追求奥斯卡金像奖。
顾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托鲁奇先生,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考虑换个推广思路呢?如果你拍这部电影,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欧洲三大电影节去,而是拿到好莱坞,参选奥斯卡,那么人性的救赎、有解之类的,就都不是问题了。
好莱坞对艺术片的调性容忍性,可比三大电影节宽松一些,他们能忍受一个被救赎的主角的,甚至于他们就是主动希望看到救赎。”
贝托鲁奇茫然一愣:“放弃三大电影节?就奔着奥斯卡去?我32岁就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我现在盯着的就是金棕榈奖杯!”
人都是这样的,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容易珍惜,还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吧,奥斯卡的逼格也没这么低,但偏偏贝托鲁奇9年前、刚刚32岁的时候,就少年得志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所以在他心里,始终偏执地觉得三大电影节比奥斯卡值钱。
何况,他是搞“艺术”的嘛,又不是搞“商业电影”的。1980年代的西方,艺术片导演对商业片的歧视是很明显的,有点儿像21世纪的严肃作家歧视网文写手。
要到苏联解体后、美国赢得了对全球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定义权,情况才根本性改变。
顾骜只能对症下药继续劝说:“你只是拿了最佳导演提名而已。在奥斯卡也不能算走到头了,说不定这次还能拿到获奖、甚至直接拿到最佳影片呢?美国人目前的意识形态,也是倾向于对华友好、发掘历史厚重的,做人要顺势而为。
相比之下,倒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非常强烈,不怎么看得上中国的历史积淀。我觉得你只要肯投入,这部片子去奥斯卡肯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顾骜的话,句句都劝在了点子上,一看就比乔英华这种不懂洋人评奖倾向的外行人高到哪里去了。
贝托鲁奇终于有些意动。
“可是,这种电影注定票房是好不了的,一开始就让人一眼看出无法去拿三大奖,投资人会犹豫的。中国的票房市场又那么小。何况,我在好莱坞已经多年没有合作愉快的发行商和宣传商了,9年前合作过的朋友好几个都退休了。”
虽然他还在解释,但肯解释就说明已经在想操作层面的事儿了,合作意向算是解决了。
顾骜越俎代庖地建议道:“投资和拜票的事情,我相信你只要跟王妃好好恳求一下,会解决的。现在的关键,就是在编剧基调上取得双方统一,至少要拿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情范围大纲。后续创作可以慢慢来,保证不超纲就行。”
贝托鲁奇想了想,对乔英华摊牌:“看在顾先生和王妃的面子上,我接受这个条件。我们先弄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本大刚来,然后剧本的具体创作,由我找人完成,我不要你们中视公司的编剧团队。创作完之后你们拿去给有关部门审核一下,通过就拍,通不过就算了。”
乔英华想了想,对方都已经同意交出终审权了,想掌握创作过程,也是应该的。
只能让中视那些编剧组的人失业一把了。
其实也不叫失业,毕竟都是央企员工,无非是不用干活白拿工资罢了,说不定中视的编剧组听到这个消息还会暗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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