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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沟通,顾骜对于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既然阻止不了,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那么就顺势推一把吧。
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本来就没多少。
剩下值得谋取的,就无外乎名声、人情、人脉、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
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
“历史地位”方面,会谈结束后,顾骜就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
顾骜前世对《末代皇帝》的很多幕后了解,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
他由此得知《末代皇帝》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艺术电影(资料性的不算),影片耗资巨大,中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
虽然,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这个噱头,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
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尤其是后世到了21世纪,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
顾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上书言事,表明一下个人姿态,用“保护文化古迹”的大义名分,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
“保护文物古迹”的理由,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否则就会加速老化。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
同时,顾骜也知道,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这就有点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建国初年上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没能保护什么东西,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
到了21世纪,社会舆论宽松后,多少公知文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甚至形成了“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的网红句式。
顾骜今天表个态,在历史中留档,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文明后,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
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文化BU有关领导批评两句,也在所不惜,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
……
定下了这个思路后,一行人刚刚离开文化BU的办公大楼,顾骜就截住了贝托鲁奇:
“贝托鲁奇先生,我还有一点希望您配合——刚才我听乔总说、如果您接受拍摄任务,部里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配合,包括在紫禁城内全程实景拍摄这一前人从未有过的待遇。”
贝托鲁奇并没有意识到顾骜想说啥,所以很是得意地回复:“是的,顾,这有什么问题嘛?我承认,这是吸引我接下这个任务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素,我完全可以想象,仅凭这个噱头,将来电影完成后,在评奖时就能额外高升至少一个台阶。”
顾骜:“但我希望你跟我联名婉拒一下——咱请求有关部门出资建设一个仿景的影视城,就类似于湾湾人在湾北的那个所谓‘中影影城’那样,供你取景。这是对保护文物古迹大有好处的事情,您要是表了这个姿态,历史会记住你的善意的,中国人民也会永远把你当成朋友。”
贝托鲁奇听完,如同被蛰了一样惊叫着拒绝:“这不可能!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我当然希望在最本真的环境里再现历史,谁会想去影棚里造假!顾,你知道我绝不会答应的!”
顾骜斩钉截铁地说:“我劝你这样做!因为你可以白白收获名声!同时,最后那伙人还是会乖乖请你进紫禁城拍摄。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首先国家出不起这个钱建造影城。其次文化BU那帮人,其实比你这个实际拍摄的大导演,更加希望这部电影拿奥斯卡奖、以赢得政绩,所以他们比你更肯付出!
我今天告诉你这么多,你应该心里清楚,哪些该守口如瓶。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如果肯跟我联名上书的话,那么,就要摆出一副我是发起人、而你是被我的大义所感动、才愿意为保护古文化而放弃一点艺术真实性。怎么样,可以做到么?”
贝托鲁奇大为不解:“贵国的主管部门比我还希望电影拿大奖?哦,上帝,我在世界各地电影界混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难道,你们是文化上过于自卑了,急需一个什么奖项来证明自己么?”
“这话不能乱猜测!请你慎言!你就说答不答应!”顾骜冷下脸来。
他刚才的话,严格来说有些把国情透给洋人了。但他是有分寸的,知道不会改变最终结果,而且没有出卖实际利益,只是多摆个姿态。
贝托鲁奇眼珠子乱转起来。
显然,他不想多生事端、增加变故风险。
但如果真如顾骜所说,不会影响结果、同时又能白白邀买到一番“热爱文化、赞助艺术”的美名,那对于一个导演而言,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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