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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臣微微一震,他原本自忖绝对不会像解试那样,进退失措,发挥失常,可此时居然再度紧张起来,赶忙调整呼吸。
欧阳修也觉得一股压力莫名地笼罩心头,深吸一口气,眼神里则露出锋芒,反倒涌起浓浓的斗志。
狄进已经看向题目。
进士科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论语》十帖,对《春秋》《礼记》墨义十条。
范围扩大,难度飙升。
以经义为例,解试的经义大部分是送分题,只有两三题比较困难,用以区分考生的水平,但到了省试,冷门的经义就频频出现,甚至占了大半。
这些经义想要完美的答出,已经不是熟记硬背能够搞定,需要考生融会贯通。
更别提还有五道策,还有最重要的诗赋,破题答题的难度都大涨。
狄进在解试答出了无可挑剔的满分试卷,但到了省试里,就不可能实现了,必须要将精力分配,有所取舍。
所以连片刻迟疑都没有,他就将诗赋放在第一,经义放在第二,策论排到最后。
这似乎不太对,后面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很多大儒都认为,诗赋是无病呻吟,清谈空洞,策论才能看出一个学子真正的水平,展现才华该琢磨策论才是。
但狄进很清楚,诗赋可以清谈,空洞无物,策论也是可以清谈,空洞无物的……
参加科举的考生,大部分都是没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或者考了小半辈子的中年人,埋首案牍,让这些人写策论,要么就是模仿先人的成功之作,要么就是眼高手低的泛泛之谈。
实际例子嘛,可以参考后世一道题目,如何解决退休人员再就业难,出题人也不想想,需要削尖脑袋往里面挤的人,真能切合实际地回答出这种问题来?已经挤进去的都答不出来……
同样的道理,古代科举优先诗赋,确实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真要以为全靠策论,就能看出考生的才华,那同样是想当然。
科举考试本来就是以评测考生的知识储备和智力为优先的,官场磨砺和社会毒打自然是到做官时候来经历,两者不能颠倒。
所以狄进看了一遍策论的题目,脑海中构思好大致的思路,就将主要精力放在诗赋和经义上面。
经义代表基本功,能够提升考官的好感度,诗赋更是重中之重,让考官对自己青睐有加。
有了重点后,这段时间研究主考官风格的用处就发挥出来了。
根据狄进的分析,作为西昆体的开创者之一,刘筠近几年来似乎也意识到,这种文风越来越朝华而不实的路上前行,正在寻求突破与改变,一味跟风的西昆体已经入不得对方法眼了。
实际上对于其他考官来说也一样,文笔和观点,总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才能脱颖而出。
毕竟省试的考生,都是从地方上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成功者,差距已经大大缩小,而省试的考官,比起各州的考官数目要多,但试卷也更多,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先声夺人的路子绝对好使。
这其实也是后来太学体为什么会大行其道。
太学体可太新奇了,怎么古怪怎么来,怎么生僻怎么来,最初考官一看,哎呦,这个没瞧过,一股清流啊!录了!然后全是“清流”涌了过来……
所以太学体的名声比起西昆体更差,被淘汰后连作品都没留下来。
狄进其实也考虑过,是否要采纳太学体的特点,权衡利弊后,还是放弃。
刘筠固然求变,但上了年纪的人,某种固执是改不掉的,不能自作聪明,反倒踏入雷区。
同样的,刘筠不是那种一味清谈的文人,他每每的批注都是言之有物,自然也喜欢言之有物的文人。
不仅是这位知贡举,还有四位同知贡举,这些都是全国精英,阅历丰富,天南地北,火眼金睛,绝不好糊弄。
如鼎鼎大名的科举故事,苏轼在科举考试里杜撰典故,结果主考官欧阳修怎么都想不明白出自哪部古籍,还去请教,这才知道是苏轼杜撰的,反倒予以夸赞,这种听听就行。
绝大多数情况下,文章中夸大其词,会给考官留下极其糟糕的恶感,偏偏士子自忖才高八斗,写到最酣畅淋漓的关头,极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必须压抑住这种冲动。
综上所述,既要新奇特别,于现有的西昆体上别出机杼,但又不能创新太过,引发年迈大儒的恶感,同时得言之有物,分寸拿捏,恰到好处。
这就难怪许多人即便研究了考官的喜好,还是难以满足对方的喜好,入得眼缘了,确实困难……
狄进则成竹在胸,按照这个拟定好的思路,把题目审完后,基本就知道该如何答题了,从容不迫地提笔。
别说下意识观察这位对手的王尧臣,就连欧阳修都不自觉地被其吸引,不是小隔间的考场,就是这点不好,压力都是互通的。
而即便骄傲如欧阳大才子,都不得不承认,这位国子监解元,在考场上的气势,好生可怕!
他勉强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也提起笔来。
哼!
就不信,自己的才气会比别人差!
答卷便是,看榜论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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