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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讲述特别平静,当他把战史中汇总得出的伤亡数字,分拆开来每天单独记录时,却有着一种令陈一鸣震撼到心底的莫名力量。
作为一名导演,陈一鸣眼前似乎能够浮现出当时天马山的景象。
战壕、交通壕彻底不复存在,曲里拐弯的防炮洞也一并化为弹坑的一部分,坑道出口全部垮塌不能出击,存活的战士们只能趴在弹坑里防守。
方圆大几百米的山头,被4个榴弹炮营不间断覆盖,所谓一坑不二弹的战场规律纯属笑话。
他实在无法想象,如此绝境之下,十几个伤员怎么扛住一整天,坚持到天黑友军赶到换防。
李玉成并不理会陈一鸣的纠结,他语速毫无变化地讲述着,似乎这番话已经在他脑海里萦绕了许多年,熟悉到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与回忆。
“上去头几天,我们排长私底下很气,因为9连长明摆着对我们的战斗力不放心,所以才会把我们排搁最上头。
9连长是鲁省人,嗓门儿特别大,他的声音他在山顶的坑洞里都能听见。
不过我没见过他,他一直在外围阵地跑来跑去,炮击时也呆在外面做地哨。
第三天他的哨卡被重炮直接命中,尸体都没找见。
那之后,我们排长嘴里就只剩9连长的好了,打到最后一天只有他在躲炮时还有精神唠叨,说回去之后高低得给9连长供个牌位。
我们排长叫姚振标,东北抗联出来的老游击,三八枪打得特别准。
如果不是因为不识字没文化,他早就升上去了,不至于只当个排长。
其实他也一直在外头跑来跑去的,因为只有他有把握隔着400米打中敌人的军官。
连里文书每天给他记着,4天里毙了3个伤了2个,直接打断了骑师3次进攻。
第5天文书被炸死了,他的本子也找不见,姚排也就没了个人功,最后跟我们一起记得集体功。
姚排最后活下来了,我们排三十号人上去,就活下我和他。
他是99年没的,七十三八十四,他死在八十五,算是喜丧了。
我记得他真在家里给9连长供了个牌位,去世前几年还给我写信,让我把这活儿接过去。
我说部队上不兴搞这个,人家9连长在陵园有衣冠冢。”
老李说到这里又停下了,仰着头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陈一鸣趁机出了书房,顺着走廊走到厅里,找到一个饮水机。
他拿过一个纸杯子接了一杯水,端回去放在桌子上。
李玉成低头看了一眼,说道,“知道给我接水,不知道自己去搬把椅子”
陈一鸣赶紧照做,这老头儿性子太难捉摸,难得给他个好脸,千万要珍惜。
端端正正坐好了,听老李继续讲故事。
“现在我不这么想啦,我们那几个活下来的,都该给9连长供个牌位。
因为天马山的主坑道,就是9连长一力坚持,才挖到那么深的。
9连刚接防的时候,主阵地的坑道不过两三米深,就是个大号防炮洞。
9连长觉得整个山头就那里最好挖,晚上睡觉前都要让战士们挖几铲子再睡,就这么天天挖天天挖,一直挖到十几米深。
说起来那山也怪,山顶那块大石头好几米高,又大又滑连道缝儿都没有,我上了阵地就想着爬上去看看,到撤下去时也没成功。
别看石头又大又硬,但石头下的土却软得很,难得有炮弹落在石头周围,也顶多炸得暴土扬长的,洞里的人安全得很。
我们就是靠着那块大石头和石头下面的深坑,撑过了最后一天,等来了增援。
从那个山头活着下来的,都得念9连长的好。”
陈一鸣试探着提问,“外围阵地都丢了,那敌人靠近了封锁洞口怎么办呢”
李玉成瞟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而是继续自顾自地说。
“最后一天敌人的炮打得更猛,山头上只有大石头底下能待住人。
我们把坑道口往斜里挖,在石头侧面各安排了一个哨位,敌人打炮的时候只上去两个人。
大部分炮弹都会被石头弹开,不过哨位上的人还是必须不断轮换。
重炮的动静太大,时间稍长人就被震得晕晕乎乎的,被敌人摸到眼巴前都感觉不到。
一开始十五分钟一换,再来十分钟一换,最后三五分钟就得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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