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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伋,孔子之孙)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而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以及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游说齐宋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仁政学说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尊贤任能的主张。在天下纷争,干戈扰攘、诸侯改立的时代,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国家兴亡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了。孟子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为了得天下,必须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于他们的愿望、需求能够得到实现。孟子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摒除霸道,才能做到这一点。齐桓晋文兴霸业,虽曾一匡天下,但为时不久也衰落下去。所以,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保民,就要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定,生存不受到威胁,人民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圣王”。
主要作品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卷;《公孙丑》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离娄》上、下卷;《万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尽心》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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