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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复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盘,因为这一次民众暴动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复古和礼法了,若是能够自我变革,或许也有可能,但现在看来他们并不太可能。
在认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辩论中求同存异的“同义”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在大义同的前提下小义各异,让宋国继续存在,作为百家的试验田,使得宋国绝对没有可能集权。
既说君子朋而不党,但如今正统的贵族君子已经所剩无几,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归纳其义则为党,宋国随他们去搞吧。
在此设想之下,适将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说了说。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议一下。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杨朱还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农家更不必提。操作起来却也不难。”
“本身诸多学派都在宋国活动,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辖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贵族,也更容易适应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礼法、反圣人的。”
此时信徒的含义,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着这是一些有治国理政能力的识字阶层,虽然在泗上已经不稀罕,可在别处那都是人才。
没钱就不可能认字,不认字就不可能知道道义之别,不知道道义之别就不可能选择道、农、儒、杨等学派。
最底层的农夫,他们其实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区别。
贵族既然可以凭借门客和家臣统治封地,其实一个学派依靠学派的徒众统治一城一邑也非难事,最起码要比那些旧时代的贵族管辖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农家学派要注意一下,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想法……过于空想,而且……绝对不适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区。”
适道:“除了商丘城内的失地民众外,他们在商丘和泗水地区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没有民众的基础。”
“但是,一些贵族的封地,却正适合他们。”
“一则那里的土地确实需要均分,二则一些贵族依靠权力以门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经营商业赚取利益,民众确实怨怒,既怒贵族也怒商人,他们的市贾不二价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众的认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农家哪里有人认可?我是这样看的,道家既有无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区。”
“一则那里工商业发达,二则土地早已经私有买卖,三则无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我们可以在泗上接应,也可以使得那里继续土地兼并使用,为我们继续提供粮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众人也都觉得可行,这样一来等同于将除复古派真儒之外的学派都拉到了宋国之中。
本身杨朱、墨家和儒家就是天下显学,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天下士人的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道义理念的士人。
让农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对泗上大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国地区的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经营兼并的萌芽,佣耕制和大片土地经营制是比自耕农更有效率的,有泗上这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需求,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场:那里归不归墨家直辖,并无区别。
农家的真正平等的思潮,是无奈的空想,是失地农夫的幻想,因为作为最底层,他们承受着贵族的盘剥,也承受着商人的盘剥,所以他们既希望贤者与民并耕,又幻想地希望市贾不二价。
对于一些受贵族盘剥严重的封地,这种学说既有民意基础,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对于农家的安排,适道:“我觉得,可以将他们安排到靠近魏、楚边境的地方。”
“将来万一有事,那里也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助力,除非魏楚都承认农家在那里的治理、不从农夫手中收回土地,也不征税。”
这是明显的把农家和墨家绑在一起的举动,但即便如此明显,想必农家也会接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道义,最多也就是在楚国有并耕而食、共同劳作等劳交换的空想乌托邦。
操作起来也极为简单。
一旦墨家出兵,迅速将宋国贵族的力量扫荡一空,在不撤军之前,宋国的局面看上去必然无比稳定。
但实际上,一旦撤军就是一个权力真空。
戴琮手底下没有足够的官吏人才去直辖;宋国内部也必然要先为大义宪律争论一段时间;原本贵族管辖范围之内的管理者要么逃亡要么被俘……这便是各个学派活动的机会。
等到局面稳定,戴琮就会发现,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其实也就那么大,各地的地方势力都会掣肘,到时候他也只能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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