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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军制问题。
宋国二十年前商丘政变国人共政之后,商丘有了一支可以碾碎贵族的半常备军。泗上墨家占据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是宋国的,依据当年的盟约,如果宋国内部出现动乱,墨家的军力会如当年对楚作战一样,支持国人共政。
宋国加上崛起的墨家,魏韩楚衰落的现实,使得没有诸侯在不能够一举灭绝墨家之前会去招惹宋国。
宋国的小贵族的存在,已经和原本的分封建制的军制不同,打仗的时候不再需要征召贵族的私兵,半常备军和墨家的势力就足以维系宋国的稳定。
除却严守君子之礼、认为驱逐农民离开他们的份地是“不仁”的贵族外,剩余的那些小贵族深受泗上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逐渐将他们的封地,变为提供商品的生产资料。
齐国不同。
齐国没有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走的是农兵合一的制度,临淄地区的士卒是国君可以征召的主力。
打仗的时候,临淄地区的农兵为主力,各个贵族需要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为国君提供符合自己封地的战车、徒卒,以及各自的私兵。
比如在南济水一战被歼灭的平阴军团,那不是常备军团,而是战时征召的平阴附近的农兵以及各个贵族的私兵。
譬如上士,作为一个上士,在战时需要在自己的封地上拿出来一辆战车、三辆辎重车乘车、以及数量足够的徒卒。
在正统的周制中,旅是五百人,而一个下大夫实际上在军中的职位就是旅帅,他们出征的时候要出动一旅之师。
随着人口的增加,现在齐国的上士基本上就是周制的下大夫,但因为齐国制度有过一次改革,齐国的旅是两千人的大旅,所以齐国的下大夫依旧是旅帅,但是上士所能指挥的人数,等同于春秋之前下大夫的人数。
想要连同军制都改了,那要天翻地覆,齐国没有这样的条件,田和自认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彻底中央集权,很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在田和执政的时候,要面临的局面是他要和兄长留下的贵族势力抗衡,他敢动贵族,没有完成集权的、刚刚内乱过的齐国贵族就会搞掉他。
宋国可以那么搞,那是因为墨家的存在,以及二十年前盟约的存在,使得宋国对外战争的时候其时有一支常备军,那就是墨家的义师;同时因为二十年前盟约的存在,使得宋国的贵族内部分裂,但任何一支都不足以反抗墨家义师,三姓共政的局面被墨家插了一脚之后,谁违背盟约那就有灭族之祸。
齐国不能这么搞,因为田和手里没有一支常备军,而且因为内乱府库空虚,作为专职雇佣兵的“技击士”也不能雇佣多少,打仗所依靠的依旧是贵族力量。
有了钱,然后才可以维持一支听命于君主的常备军,然后压迫贵族逐渐收权。
而不是先得罪贵族,然后认为这样就能弄到钱,到时候就可以组建常备军:顺序弄反了,结果不言而喻。
既然军制先不能改,那么农民就必须要被束缚在土地上。
不考虑动乱的问题,假使齐国采用宋国的手段,那么农民便会自由迁徙,农民的自由迁徙,意味着贵族不能有效的管控封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时候贵族拉不出足够的封建义务兵。
宋国和泗上,因为不需要贵族分封以统治,也不需要贵族封地上的封建义务兵,同时还能够有一支四万人左右的常备军,所以他们可以搞贵族。
齐国不行,因为齐国的士人和官吏数量莫说比不上整个泗上,可能连一个沛邑都不了,齐国需要贵族分封维持统治,也需要贵族封地维持稳定,以便可以拉出足够的士卒作战。
技击士源于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但技击士作为雇佣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不多,依靠雇佣兵打仗问题极大,而且很难维系足够的数量。
尤其是春秋已经结束,如今天下诸侯相争,动辄三万、五万这样数量的大军,不能只靠那点精锐的技击士。
历史上秦国变法可以做到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的强军,源于墨家三分之后秦墨入秦,有组织地以吏为师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吏,所以才导致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秦王需要征求秦墨巨子的意见并且去建议赦罪,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垄断了秦国教育和基层官吏的组织头目。所以秦法严苛太傅都要割鼻子但对于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一事秦君还要去过问。
泗上如今可以做到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且不需要贵族,因为泗上发达的工商业每年半数的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培养了跳出了周官学体系的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建设了能够控制到乡一级的基层执政体系,那还要贵族干什么?不但不要贵族,而且墨家别的学派的人也不要,包括儒生,因为墨家如今自成体系。
如今齐国在军制上就不能这么做,也没能力这么做。
军制为其一,稳定便为其二。
战国乱世,能够被君主看重、能够投君主所好的学说,无一不是“富国”、“强军”为目的。
但富国强军的前提,是稳定,“民皆变业”在这个时代,便可以视作不稳定,那也是君主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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