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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这天下大势编织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却也不钻也得钻,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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