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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看,这自然是为了利天下。
但从短期看,其实这是为了南郑、汉中,也是为了将来入蜀做最后的准备。
泗上的位置凶险,将来一旦立足稳固,正式和旧制度宣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列国围攻。
泗上的事,不能在泗上解决,必须在楚国解决。
将来真要想要做撼动天下的大事,襄阳鄢郢,这就是墨家在楚国的支撑点。
想要襄阳鄢郢安全,蜀地必须不能在别人手中,而蜀地的情况特殊又难以做楚国这样的规划,那就要把南郑汉中拿捏在手中,不管用什么方式。
堵死秦国南下的路,蜀地不失,将来墨家搞大事的时候,西线就安全。西线安全,墨家就等于占据了战略主动:南阳、泗上两线,可以互为支持。
攻泗上,则从南阳北伐,威胁伊洛和韩魏腹地;攻襄阳,则从泗上北上,瓦解各诸侯国联盟。
汉中在这个战略之内,位置就变得极为重要。守,可以防止秦国占据汉水上游,只能选择从商洛方向进攻;攻,一旦有机会,又可以入蜀,让墨家在长江、淮河一线的布局上下游连成一片。
一旦明确喊出和旧制度、旧规矩彻底决裂的口号,需要考虑的就是各诸侯国国君的疯狂反应,到时候他们很可能放弃一些矛盾,全力围剿墨家。
为此,十余年前适就在准备,而现在蜀地终于需要拓展的时候了。
这一次前往蜀地的墨者,带来的是墨家中央的指令:促成造篾启岁和蜀公主的婚姻,推举墨家人出仕主持都江堰的修筑,在完成之后,请封南郑,以“为蜀守北疆”的名义,将墨家在蜀地的重心移到南郑汉中。
这件事的促成和决心,既有现实因素,未来目的,也有历史因素。
在蜀国治水,是个有些敏感的事,尤其是如果治理的非常好、完成了都江堰之后,更是如此。
因为古时蜀王杜宇的时候,其相鳖灵就是靠治水起家,从而获得了民众的拥护,来了一场“禅让”的政变,蜀国的王权旁落。
作为鳖灵的后裔,蜀王杜别定然会很忧心此事。
现在墨家在蜀地经营,在蜀王看来需要拉拢,因为不知道墨家的行事风格和组织结构,所以想要利用封建姻亲的模式,让墨家为他所用。
可是一旦都江堰修建完成,墨家在蜀地的活动也必然会引起蜀王的注意,到时候如何赏赐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到时候名望既高,民心依附,虽说还有数百年的传统承认蜀王的合法性,但如果不能够奖赏反而谋害墨家众人,必然会造成蜀国的混乱。
不赏,墨家到时候已经展现了能力,而随着马镫、铁器的出现西传,秦国到时候如果在西河打不开局面,定然会选择南下尝试,蜀国又需要人才。
这样一来,借此机会,请封南郑,以守北疆,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南郑远离蜀国腹地,石牛道尚未修建,运兵运粮都极为困难,防守不易。
可是南郑又是压制巴国、秦国、楚国的重要城邑,秦蜀之间围绕着南郑已经打了几十年,蜀王也不会放弃。
这时候居然会有大功之人,愿意远离都城去南郑四战之地,蜀王必然会同意。
这样一来,墨家可以继续在巴蜀经营商业、积累民心,一些敏感的人物可以离开蜀都的政治中心,避开不必要的政变。
同时,汉中算是“山高皇帝远”,在那里怎么搞,蜀国这边也管不到,到时候便可以放开手脚,按照沛县泗上的模式,进行变革和建设,成为将来墨家要搞大事的要地。
汉中在手,秦国不能南下,要么选择和魏国死磕;要么在马镫等西传的情况下,转而向西进攻义渠、乌氏拓展空间。
汉中在手,借终南山之险,可以防御秦国,同时沿着汉水向巴发展。局面一旦打开,将来墨家若是趁着楚王死、楚国变革派和守旧派混乱的局面在鄢郢举事,或者支持楚国的某位公子,那么鄢郢的上游就可以保证安全。
上游保证安全,襄阳就可以将楚国的南阳腹地一分为二,守住鄢郢,控制楚都,占据上游优势,若是各国干涉,那么汉中可以支援。
如果只有泗上、越、淮北,墨家到时候的局面就会很危险,全面处在被动之中。而汉中、鄢郢,这就是夺取战略主动权的重中之重。
再者,适对于秦国还是有着历史的恐惧,无论如何不能让秦国走历史上的正确战略:卡住南郑,绝不让秦国有染指巴蜀的机会,巴蜀不得,秦国就是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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