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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生也许觉得这样叫喊着回到村社,村社的人只会可怜地告诉他妻子……桑生疯了。
那就最好不过了。
于是他叫的声音更大,走得更快,跌得更狠,喊得更响。
浑身的汗水沾满着地上的泥土,不惜一头锵倒在拾粪的孩童们遗漏的一块牛粪上,再站起身疯笑着跑回了村社。
他以为村社的人会骂他、会有孩子追着用石子打他、或者最好有人喊着桑生疯了然后跑回去告诉村社里的每个人。
可他从他那因为叫喊而有些乌黑的眼中,没有看到一双注视着他的眼睛。
村社的那些人只是瞥了他一眼后,便低头忙着自己的事——孩子们忙着在诵读今天学会的三个字,男人们在忙着扛着那些从滨山拉来的石头,女人们忙着编织据说是做一种新豆子食物的芦苇席面。
都在为自己听到的和梦想的乐土而努力,谁又会去在乎一个并不想要这样乐土的人是怎么样呢?
…………
村社中,适正和一个名叫石锥的墨者石匠在那忙碌。
拉回的石头上画满了螺旋状的、仿佛膛线一样的炭线,坚硬的凿子正沿着那些炭线上刻出可以让麦粉豆浆汇集流出的痕迹。
适停下了手中的活,抬起头,看着远处还在那叫喊但声音越发小的桑生,笑了笑摇摇头。
他知道自己会给桑生安排一个终生难忘的命运,一个生不如死的命运。
桑生是授田村社的农夫,没有钱逃不走。而他,将会在这个逃不走、离不开的地方,让桑生终生难忘这件事。
昨日墨子和他长谈之后,忽然提及了一件事。
墨子说,他会和几个墨者在这个村社小住三五日,让适就如平常一样做、平时一样讲。
墨子想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
凡事总要上下契合,如果适这几日说的和平时不一样,那么村社的这些人肯定会有所疑惑、询问为什么和平时讲的不同。
墨子想通过这种方式,最后观察一下适,也想亲耳听听适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和墨者的道义是契合的。
他相信,以自己七十的阅历,总能听出真伪,辨别悖合。
也或许,墨子也想看看适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处置一些事情,并且处置的方式是符合墨者道义的。
村社虽小,总有许多事。
从适来到这里后,原本的自治村社的基层组织分成了两层。
一层是宋国原本制度下的几乎没有掌控力、只有征税权和征伐劳役和军事义务的农兵半自治制。
另一层则是与原本的村社自治互助邻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那些信奉乐土可以实现的、经常聚会和听适讲故事的人的集合。
这个村社是公田授田制村社,而非私田下的村庄,宋国也没有数十年后变法秦国的基层控制能力,加之没有成文法,因而村社的自治程度很高。
哪怕是杀人这样的事,也都是村社内部协商解决,或是自行复仇。
反正授田制换田村社没有土地纷争,集体劳役也是付出劳役地租与村社其余成员无关,村社众人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军赋、劳役,那不是适的权力范围。
但生活、生产、邻里关系、文化教育等,则基本被适掌握在了手中。
完善的自治村社,必然是二者合一的。
但适巧妙地利用乐土聚集下的众人将村社另一半的权力悄然夺走。
军赋、劳役本不是村社能决定的。刨除掉不能决定的这些事,这个村社真正的政治中心是那间简陋的盖着芦苇席的小屋。
尤其是村社里大部分人已经笃信乐土可以实现后,甚至原本的乡老都加入进来后,笃信乐土可以实现的人的集合基本等同于村社,也就等于凡是村社可以决定的事实际上也就掌握在适与适亲近的那些人手中。
这是一种隐藏的夺权,如果有一天军赋和劳役也不掌握在宋国手中的时候,这间土屋中的常客可以在一夜之间完全接管村社的权力,村社的人也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应。
这是适的一种尝试,一种区别于秦国自上而下变革的尝试,难度比秦国的要难的多,但效果也好得多,也是唯一可能掌握一支属于自己而非国君力量的办法。
秦国的变革只需要大量小吏,而这种尝试需要一群至少在前期有梦想的基层人员,两字之差,难易不可较,效果也不可较。
适知道墨子想看的,只是他平日在做什么,是否言行一致、前后一致。
但,适想让墨子看到的,是他能做到什么,言行的效果又是什么,又能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桑生的事,他必须出面解决,而且要解决的很完美:
桑生不是墨者,所以不能用墨者的赏罚来断定;适不是贵族,所以不能随意处置桑生,也不能用罚钱、徭役之类的办法。
但他,又必须让桑生受到某种非常规意义上的惩罚,以确定村社今后权力的权威。
同时又必须让村社内和村社外的人确信,自己没有越权,在没有越权的范畴之内,让桑生终生难忘。
也让别人不敢忘、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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