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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张秉忠这一辈,还是子承父业替朝廷镇守边关。但和其他将门稍有不同,张秉忠不愿意离开大同镇,或者说不想离开阳和卫故乡。</p>
<div class="contentadv"> 原因很简单,在家门口上班地利人和,顺便还能带着本族本乡致富,生活工作两不耽误。一旦离开家门口,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族人乡亲帮衬很多事情就全不好干了。</p>
啥,真出去杀蒙古人,别逗了,张家之所以在大同镇守了几十年没出过纰漏,深受朝廷信任,靠的不是打仗勇猛,而是头脑灵活。</p>
大同镇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右翼蒙古的土默特部,从父亲那辈儿就与其三娘子有了交往,双方表面上各为其主,暗地里则眉来眼去互通有无,没有大意外基本谁也不去骚扰谁。</p>
如果赶上有特殊需求,还能互相支持一把。比如故意提供不听话的牧民驻地,让大同边军出关剿灭,当做功劳报上去。反之张家这边若是有不太听话的手下将领,也可以有类似操作,让蒙古人帮忙给收拾掉。</p>
可是自打景阳皇帝要对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下手,张家虽然还没受到波及,但灾难却肉眼可见的临近了。按照皇帝的意思,将来边军将领都要轮流去陆军里学习,还得考试,合格的酌情安排,不合格的直接就失去兵权了。</p>
对于新政,张家原本并没什么太大成见,主要是根本沾不上边,不吃亏也没占便宜。可谁若是要动张家的兵权,那就是百分百的挖祖坟行为,必须是死敌。</p>
可光靠张家肯定没法对抗皇帝,但就在这时来自几位朝中勋贵的密信,让张秉忠本已打算认命的心思又死灰复燃了。</p>
英国公张维贤、永康侯徐应坤、新建伯王承勋,一公一侯一伯,谈不上世代交好,却都与张家有很深的联系,说白了就是供货商。</p>
向蒙古人大量走私禁榷物资很赚钱,但牵扯也很多,不是张家能独揽的。这三位不光身份显赫,还都在五军都督府中任职,就算拿不到真正的军队指挥权,以各种名义调配物资流动还是很容易的。</p>
朝阳门外一役,京营全毁,前后都督府尽数裁撤,后军都督掌府事的张维贤、后军都督同知戍政京营徐应坤全都成了下岗人员,心中岂能不恨。</p>
新建伯王承勋倒没被降职裁撤,可他对新政更是恨之入骨。当年袁可立担任漕运总督时,他正是漕运总兵,两人虽然谁也看不上谁,还能相安无事。</p>
但待到袁可立兼任了海运总督,已经升任漕运总督的王承勋就越来越难受了。漕运的份额被海运衙门的大海船抢走了一大块,原本肥得流油的部门不到三四年就成了谁也不愿意染指的负担,不光蹭不到油水还随时要担责任。</p>
大家同病相伶,诉求也就趋同了,矛头直指景阳皇帝。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同时胆子也大,这时张秉忠就有点恶向胆边生了,率先提出了土木堡2.0版,当场赢得了永康侯的支持。</p>
在徐应坤的游说下,张维贤、王承勋把南京后军都督魏国公徐宏基也给拉了进来。这位远在南京,掌管着上下江防,本应与皇帝、新政都无瓜葛,可是松江造船厂的出现,却严重影响了徐家的利益。</p>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徐宏基掌管着江防,也包括沿江的众多造船厂,于是他也找到了发家的办法。</p>
想在长江中下游行船,那就要去几家指定的造船厂买船。造不过来没关系,这几家造船厂会再向其它同行发包,每年啥也不干就能赚到一大笔差价。</p>
不用问,这几家造船厂名义上和徐家没关系,实际上早就被徐家控制了,掌柜的不过是出头露面的摆设,真正做主并拿大头的还是徐家。</p>
松江造船厂的出现直接打破了徐家的垄断地位,其实光卖几艘船对徐家的伤害并不大,可一旦进入了这个行业,就免不得要从客商嘴里听到点行业内幕。</p>
于是海军参谋部一纸奏章把这件事捅到了皇帝面前,皇帝倒也没偏听偏信,先把海军的奏折压下来,然后派东厂和锦衣卫到南京逐条查验。</p>
这一查可就篓子了,不光垄断造船厂证据确凿,还被查出了霸占航运、设卡克扣等罪名。据说皇帝看完了调查报告直接把鱼竿扔进水里,破口大骂徐宏基玷污了祖上的荣光,是不肖子孙。</p>
若不是赶上率兵出山海关御驾亲征,以及年初这几个月频繁有大臣更替,皇帝没腾出功夫,徐家恐怕也得被抄没,搞不好徐宏基的脑袋还得挂在城墙上。</p>
谁也不愿意每天等着锦衣卫上门抄家灭族,死并不太可怕,但等死就太难受了。当徐宏基接到王伟贤的密信之后,只考虑了一个时辰就欣然应允。</p>
反正怎么都是死,那不如拼一把。输了直接喝毒药,也别等着被吊死了,万一赢了,不光能保住自己和全家的小命,还能成为拥立新君的重臣,收益非常可观。</p>
由此可见,不光商人在巨大利益驱使下敢于铤而走险,政客们也具备相同的素质,或者说趋利忘义不分职业,是全人类的本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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