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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毓祯的眼前,白玉雕凿的西半球地图上,南大西洲就像一只倒三角形插入蓝色的海洋中,南桑总督府就是这只倒三角形的尖端。
南大西洲地域广袤仅次于中洲,看似大陆上的一个尖部,实际的地域面积却相当大,按工部方舆司的测量,统有二百四十四万平方里,相当于大唐岭南道——岭南东道加岭南西道——三个的面积,但论文明与繁华,自是不能与岭南道比。
“这里就是不毛之地”。
这句话是一百年前礼部文明司的官员踏上这片土地时说的。
一百年前,那是昭宗时代,大唐的海军舰队第一次永久停靠在美索非加大陆的海岸线上,开辟港口建立基地,而不是像以往那般与这里的黑人王国交易了就走,海军在海岸线附近停下,四名文明司官员却是在黑人王国士兵的保护下深入了丛林腹地,然后说了一句:这里就是不毛之地,文明的荒漠。生活在这片地域中的黑人部族王国被文明司评为“村落聚居,有王无制度,无城市,无文字,冶铁三级文明,初级农耕文明”,实际就是原始文明;而在一百年后,这些原始部落文明已经进化成为“中型城市,酋长国制度文明”了——这就是礼部文明司的推进之功。
礼部文明司,不是文教司。
文教司主管大唐国内的文化教育,而文明司与文教司一字之差,其职责却是大不相同。
文明是什么呢?这个涵盖很广,“文教昌明”也在文明之内,但文明的意思更深,更远,在大唐的定义中也经历了一个由窄到宽、由内及外的过程。如果问李毓祯文明是什么,她会很简洁的回答:传承,道统。她说的传承是大道传承,远古文明的道统。
远古文明是人类从奴隶成为人、再成为神的奋斗光辉时代,至上古时这个文明达到巅峰,然后被天地浩劫毁灭,流传下来的传承是断代的、破碎的,这个道统也只为少数人掌握,是“云端”的文明,不可为世间道。
世间的文明,是今古的人创造出来的。
而今古文明的精粹,在中洲。伏羲氏的易,就是上古的道统向今古的演绎,但能读懂它的人很少,更别说领悟。后世的人代代在解易,夏人解了演《连山易》,商人解了演《归藏易》,影响最深的是周文王,在拘禁中得大道演《周易》,而后又有诸多的学者来诠释仍然很晦涩的《周易》,于是诸子百家纷纷而起:
老子解了,着《道德经》,道家出;孔子解了,着《易传》,儒家出;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计然家……统统解了,开辟出自己的学说,遂诸子文章传道至今。《易传》中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大唐太宗时的名臣、儒宗孔颖达阐释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就是说的着书立说,文章传道,而天下光明。《尚书》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是说的君臣治国的文德辉耀;而太宗皇帝说:“柔远俗以文明,慑匈奴以武略”,这是说的文治教化,并且要与“武略”相连。
显然大唐帝国的对外战争就是奉行了太宗皇帝的御释之义——先以武力平外夷,再以文明移夷俗。到高宗皇帝时就更进一步了。
高宗发布了文明战争论:
“文明者,与野蛮对立。我们为什么要消灭野蛮?因为我们是人,不是野兽。是人,就要有人的尊严,有人的伦理,有人的道德,有人的法度,有人的知识,有人的文治教化,有人的智化瑰宝……这些,就是人类的文明。野蛮,践踏文明,使人不成之为人……
“文明的意义,在于它是永远流动的河水,才能哺育大地,和两岸的人民。如果它停止了流动,那么终将枯涸,或者腐烂为臭水,生活在河边的人如果不开辟新河,或者离开寻找新的河流,就会精神死去,而肉体也将死去,因为饥饿、压迫,种种原因。……
“故此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有进步和腐朽之分。先进之文明,国家强盛,人民安定,文化昌明,教育广兴,虽庶民而知礼,百业兴旺,农耕进步,工商繁荣,国家日日新,生机勃勃,如朝阳照万物而光明。落后之文明,或陷于疲,或陷于弱,或陷于昧,或陷于愚,或陷于暴,制度昏昧,赏罚不公,混乱无序,人民不得温饱,惶惶不得安定,上暴而下愚,人心陷于黑暗中。……
“历史如长河必是滚滚东流,世界之进步,必是文明消灭野蛮,先进替代落后,此天道人心也。……
“我们大唐帝国是一个伟大的王朝,一个伟大的王朝,必得肩负文明之使命,消灭野蛮,消灭落后,推进文明之进步,历史之进步,让大道的光辉照耀世界,让大道的火焰照亮黑暗中的人心,给他们点亮光明——此,谓之道也。吾中国者,大唐。何谓中国?非止中央之国,中央之大,还有道之中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国不可以不弘道。大道以弘远,这是吾辈之使命,安敢不行?安得不行?……”
这是高宗在国子监和太学视学时的御训,视学之后,高宗便题以《论伟大的王朝》将它登在邸报和官报上发出。又召入翰林学士,以白话文书写了一篇敕文下发,中心意思是“大唐的对外战争是解救受苦受难的庶民百姓”,颁发各道州县张贴,由宣谕官宣讲,并下到乡村。
高宗说,做事要师出有名,这就是师出有名。
当时大唐已经灭掉河西的回纥、铁勒、吐谷浑三国,逼走突厥,将燕周人赶到燕然山以北,正式设立河西道;唐军才休战才五年,高宗又发起了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战争,而西域诸国对大唐俱是臣服纳贡,未敢有不臣之心,因此高宗出兵西域就引起了朝野内外,尤其儒墨二家的激烈反对,抨击高宗出兵是“不义之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宗对士子们宣讲了“文明战争论”;对百姓们宣讲了仁慈战争论:“仁慈的君主必以仁爱对待子民而不是□□,必以强大的军队保护子民而不是杀戮,必以严明的法律给予子民安定的秩序而不是剥夺生存的权利……仁慈的君主必以兵戈行仁慈,以战争的利器镇压残暴,拯救黑暗中的百姓……大唐包容天下,仁慈的君主必以光芒照亮黑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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