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0章：明朝那些事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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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大怒，立刻让人杀掉王氏，剖开肚皮，看看她到底吃的是什么？结果，最终发现王氏的胃里只有野菜。尽管朱元璋觉得杀滕德懋杀错了，但他依然固执地认为江南地区的粮食就如同海绵里的水，只要大力压榨，总是会有的。朱元璋认为之所以收不上来足额的税粮，就是因为“郭桓”这个贪污集团的存在！

因此，在整个“郭桓案”中被依法刑杀的人，有的史书记载是三万，但也有些史料记载是八万，至于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连朱元璋本人也记不清了，他只能说：“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足见此案杀戮之重！

不过，其中被杀得最多的并不是“官”，而是“吏”。在古代，“吏”只是官府里打杂的办事人员而已，又称为“小吏”、“吏员”，相当于后世公务员之“科员”和“乡级”以下干部，小到没有品秩，没资格享受朝廷奉碌，但却承受着上级领导（县官）们派发的任务，因此手中有一定的权利，能合情合理地压榨和剥削老百姓。

朱元璋之所以大开杀戒且主要刑杀中央六部官员和各地小吏，而不是刻意刑杀地方的中下层官员，是因为若把各地官员也杀光了，那还有谁来替他维护各地的封建统治？国家也无法运转，至少没人办案了。

所以，整个“郭桓案”中，被杀的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以“富户”为代表的所谓“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与各地“县令”（“知县”）、“州府”（“知州”）等官员串通一气，凭借自己“乡绅豪族”的身份，拿着鸡毛当令箭去行驶“官府小吏”的职权，将朝廷的巨量税收往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身上转嫁，逼得百姓走投无路而暴动。

结果，这一通瞒上欺下的操作下来，让朱元璋大怒，一声令下导致数万人入狱受刑后被杀，百余万人被没收财产后遭到流放，比如把南方人流放到东北地区，把北方人流放到岭南琼岛，江浙人则被流放到西域，而陕甘宁边区的犯人尤其是“西番”（青海）者，则被流放到东海岛屿如“琉球”、“东番”（台湾岛）上。

其实，朱元璋办理“郭桓案”从表面上看起来透露出一种“天真”和“可笑”，看似以为朱元璋坚持认为“六部”官员集体贪污腐败，必须将其“脏银”（赃款）部搜刮出来，实际上是通过打击官僚系统来巩固皇权。

并且，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坚持“责任追究制度”，比如是“布政司”的责任就抓“布政使”（省长），然后接着问“脏银从哪里来的？”于是，就这么一层层追问下去，最终指向了老百姓中的“富户”（“乡绅地主”），相当于后世的所谓“中产阶级”。这下，朱元璋放心了，因为他在立国之初就制订的所谓“粮长制度”起作用了。

这所谓的“粮长制度”其实就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圈套”，只是方便朱元璋在需要时，将对方部收割而已。为何这么说？因为在洪武四年（西元1371年），朱元璋在直隶南京、江浙地区、湖广地区、两广地区、福建地区（包括台湾岛）实行了“粮长制度”，以10000石粮食的年税收收入来划分区域，便于征粮。

当时，每个区域都必须找一人来当“粮长”（相当于后世“乡长”），另找俩“大户”来当“副粮长”，协助“粮长”征粮，以完成朝廷下发给当地官府尤其是各地县衙的征税任务。“粮长”的任务就是负责每个区域的“税粮征收”（交公粮）和运输“税粮”，但朝廷不会给这些“小吏”们发“俸禄”（工资），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对于这些基层小吏来说，朝廷不给自己发工资，也没有任何活动经费，那可怎么办？能罢工么？那就等着被杀头吧！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因为“粮长”作为后世的“乡级干部”，跟“县令”（“县长”）这样的“小品芝麻官”多少有些“裙带关系”。于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就顺理成章了，而索拿卡要自然合情合理合法。

可对从“和尚”兼“乞丐”混成人上人的“朱重八”来说，他对从宋元时就遗留下来的社会底层之间互掐的这一套逻辑如何不烂熟于心？于是，他心想首先你“粮长”负责的区域如果收不上来粮食交税，那就由你“粮长”自己掏钱来交，缺多少就自己去补多少。“粮长”一人搞不定，那就让两个“副粮长”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况且，当时的百姓们交税还得自己去交（公粮），不仅运输成本高，而且收粮的“小吏”们还会借故刁难和盘剥交粮的百姓。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人充当“揽纳户”（多与“副粮长”有裙带关系），方便与当地官府勾结起来瞒上欺下。而朱元璋执意要“大户”来担任“粮长”和“副粮长”，只为取代那些良莠不齐的“揽纳户”。

这就是朱元璋巧妙地“用百姓来治理百姓”，再加上朱元璋极度不信任官僚集团，因此才创立了这个所谓的“粮长制度”，负责收粮和运输。“粮长”们先是跑到农户家里挨家挨户地收粮食，待收到粮食后，还得自己掏钱来修建“粮库”，然后再负责运输。如果没能完成收粮的任务，轻则自己掏钱补上，重则直接杀掉！

不过，“富户”们当“粮长”也有不少好处，如果运气好的话，待其送粮到南京时，可能会见到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同時對成百上千名“粮长”施行训话，如果应对得当，可能就直接被朱元璋提拔成“官员”，不用考科举了。若赶上朱元璋心情好时，可能还会发点钱来打赏，毕竟皇帝老子的打赏，少了也拿不出手，稳赚！

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特权”，即除了和“粮长”本职工作有关的罪行外，其他罪行都可用钱来赎罪。所以，当朱元璋一级一级查下来时，最终会查到的基层负责人（小吏），也就是各地的“粮长”和“副粮长”。

这时候，朱元璋表面上怒火冲天，实际上心里偷着笑，因为他又可以收割这数十百万的“基层小吏”了，于是将这些“富户”们没收土地和财产充公，将其家发配到边疆垦荒种地，为军队提供粮食，妙哉！

不过，尽管基层官吏确实存在贪污腐败现象，然而，造成“大明帝国”税粮（公粮）出现巨大额度亏空的主要原因，则是朱元璋制定的“官田”税赋太高了，即便基层官员们部化身为“酷吏”，也难以完成任务！

最终，整个“郭桓案”中有大量的百姓（“富户”）被卷了进来，数十百万人被抓到大牢里治罪，让朱元璋完成了“定向收割”，所得钱粮正好能支持自己对北方蒙古草原反复征战，稳定北部边疆，并巩固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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