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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在异时空,蒙古草原各部落互相征伐后,突然出现一个“达延汗”统一蒙古,威胁明朝安。
“达延汗”和也先一样,虽有再兴“大元”之心,但他长期致力于整合蒙古草原各部,故对南方的明朝自然要采取低姿态了。不过,“达延汗”对各亲明部落却很强势,比如他曾多次率军讨伐亲明部落之一勒津部。
结果就是引得明朝大举出兵“独石口”并歼了达延汗的部队,致使“达延汗”和满都海两个人只身而退。此战之后,“达延汗”和大明朝廷就彻底结下了梁子。于是,当“达延汗”统一草原后,便开始和明朝算总账。
“达延汗”开启对明朝的面战争,于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营亘三千余里”,兵犯边关,自称“大元朝大可汗”,要求向明朝互市朝贡。“达延汗”兵临城下,明朝满足了其部分要求,并允许他们来朝贡。
但是,“达延汗”野心太大,得寸进尺,一心想要恢复“蒙元帝国”对天下的统治,这让明朝对“达延汗”的朝贡明显有了抵触。于是,“达延汗”陈兵边界,准备进攻明朝。由此,草原在朝贡中不断挑起边境冲突。
从明武宗继位后,到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的“应州之役”以前,“达延汗”几乎每年都要侵略明朝的北方边境。这让明朝举国上下气氛紧张,无论是长城沿线的“九边重镇”还是内地“卫所”,都在向北增兵。
其中,最重要的几次侵略记录如下: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当年(西元1491年),“达延汗”则兵犯明朝“宣府”,杀死官兵2165人,掠夺财物、人口不计其数。“宣府”为大明“九边重镇”之一,在后世的河北张家口一带,而且是防守京师的第一边镇,其战略位置极度重要。因此,“达延汗”此举无异于在向明朝示威了。
同年十月份,蒙古大军进犯明朝“九边”的“甘肃镇”,而甘肃“都指挥使”刘经率领明军力战不敌,殉国。
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达延汗”两次率领蒙古大军面进攻明朝北部九大边防重镇,试图破境。
正德九年(西元1514年),蒙古军入侵明朝宣化,而游击将军、守备将军率领守军御敌皆战死沙场。
蒙古人这么频繁的南下侵略明朝,让爱打仗且“好骑射”的明武宗心里不服,自然不能惯着蒙古军。虽然朝臣们坚决反对御驾亲征,但到了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被蒙古人压抑太久的明武宗终于爆发。
当年,武宗义子、边将江彬忽悠武宗,并开启了“西北之行”。就是这一年(西元1517年)的九月份,武宗北巡驻宣府,不久移师阳和城(今阳高县)。阳和城在大同的西侧,是明军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线。
这展现了明武宗不和蒙古人打一场仗就绝不回京的决心。结果,那年的蒙古人还真的就南下入侵了。
十月底,大约五万蒙古骑兵从榆林出发,“离阳和三四十里下营”,四处掠夺。明武宗不是傻子,也同样害怕“土木堡之变”再次发生,所以在北巡前就做足了准备:对于京师的防御,武宗将沙场悍将、镇守两广的“武定侯”郭勋召回北京,指挥“三千营”,而“英国公”张伦坐镇“奋武营”,并让其勤奋训练,以备不时。
同时,明武宗朱厚照对“九边重镇”也做了部署,并对白羊口、古北口等通往京师的要地,也加派了军队驻守,这一切就是害怕自己万一战败被俘之后,就能避免重蹈当初“土木堡之变”的覆辙了。
古代打仗,就是拼补给、拼粮草、拼计策。尽管明朝中后期贪腐横行,行政拖沓,克扣严重,但现在却是皇帝“御驾亲征”,谁敢克扣皇帝的军饷?就等着被诛灭九族!故此次北巡,粮草运输效率异常之高。
按照户部年度财政报告,宣、大两镇原有粮草足够支撑大军5年之用,现又调关内太仓等处的储备粮15万石、白银35万两增发宣、大(其实武宗圣旨要白银100万两,但户部实在是没钱了)。明武宗便找借口对负责对置办军需事宜造成拖延、克扣、玩忽懈怠者从严处置,就当作给大军出征“祭旗”,以儆效尤!
按照这种“超标准”配置,明武宗这次北巡就不像是来打仗的,倒更像是来游玩的,因为将士们都吃饱穿暖,不仅武器精良,盔明甲亮,而且“神机营”火器也补给也到位,弹药充足,和过去打仗时截然不同。
正是有了如此好的后勤保障,才让明军的战斗力大增。不过,有历史记录以来,中原王朝和草原部落打仗,多数打的是防御守城战,因为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机动力极强,能隨時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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