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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崇祯帝决定再拨款50万两银子给徐光启大炼钢铁与熬制硝石,目的就是尽快建立军工体系。
“徐大尚书,快起来吧!皇上已答应给你拨巨款了!你就放心地去折腾得嘞!哈哈。”朱由校见状道。
“呃……多谢皇上大恩!多谢王爷鼓励!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徐光启叩头道。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你还要陪朕一起去前方靶场,亲自查验炮击效果如何呢?”崇祯帝朱由检道。
“微臣遵旨!皇上请!王爷请!”徐光启得令后一骨碌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笑道:“还请皇上与王爷上马,也好跑得快一些,毕竟这款‘线膛炮’射程较远,若将炮管再加长两尺,或许真能打到十里之外!”
“噢?真的假的?若果真如此!你徐光启就是我‘大明朝第一大功臣’啊!哈哈。”崇祯帝爽朗地笑起来。
其实,历史发展到明朝晚期时,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却比“官炉”更大,且通常情况下一昼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时可日产生铁6000斤,因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而同时期的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还远远落后于明朝,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则是到了西元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机,则是西元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朝时期,工匠们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用“石炭”(煤炭)冶铁也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因为当时成书的《天工开物》就对此就有记载,说明这项技术已比较成熟。
宋应星在自己写的《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证明当时用来炼铁的燃料中,煤炭占了七成,木炭占三成,因为煤炭的燃烧值更大,相同条件下燃烧时温度更高。
“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比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在“炒炼熟铁”时的“再熔化”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是古代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此外,明朝时期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唐宋以来“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
后世有“冶炼专家”周志宏曾说过:“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的发明,显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都适合现代工业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却能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用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这永远值得后人敬佩!
另外,“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朝时期的一项独特创造,因为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说:“更值得重视的就是在明朝工匠在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广泛采用“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此方法能极大程度增强兵器的硬度与韧性,使刀剑级锋利无比,又不易脆口和折断。
而采用“生铁淋口”技术,能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生成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并达到表面坚硬,而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产生质的飞跃。
明朝初期,工匠用“生铁淋灌”被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南宋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方法更进一步。到了明朝后期,“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作用。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中有说:“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欧洲,直至西元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可见,徐光启等人自信能炼出好钢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很重视“火药武器”发展,因为“弥勒降世,明王出世”的民间谚语让朱元璋过度自信,认为自己能从社会最底层的“穷和尚”与“叫花子”一跃而成为“人间帝王”,绝非偶然,须得掌握最强大力量!
而“火器武器”无疑是个最“神秘”也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于是便每年拨款来大力研发“火药武器”技术。
当时,蒙古人被朱元璋派兵赶到草原去了,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于是很快就平定天下,使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和繁荣,百废俱兴。这一时期,钢铁冶炼业取得进步,手工业发达,对外交流拓展。
不过,随着元末明初时,日本海盗屡次进犯明朝东南沿海,而与之交战时使用最多的还是“火器”,不得不让朱元璋下大力气发展“火器”,故极大推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为“火器”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
要制造“火器”肯定离不开“火药”。而明朝的“火药”品种非常丰富,“军用火药”品种及实际配方达90种。相对于宋元时期,明朝火药成分配置更加合理,质量提高了,燃烧性能和爆炸威力等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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