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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立秘密返回南京,专门为了汇报日本局势而来。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到了皇宫,列席军政委员会会议。
资政院议长唐约翰先到,见到外交部长张锦谦和陈至立,便调侃陈至立道:“公使先生,听说长州藩武士对你恨之入骨,派剑客攻入了公使馆,势必要夺取你的性命。”
陈至立也半开玩笑地说道:“是呀。日本武士太嚣张,所以我回国搬救兵。日本局势已乱,有必要再次派兵干涉。到时候,还要请议长成全。”
帝国各项制度已经成熟,资政院作为上议院,负责讨论决定大项方针。如果要武装干涉日本,就得在资政院上讨论通过。陈至立说需要议长成全,原因便在于此。
但在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为了避免走弯路,国家的大项方针政策大多由军政委员会决定,甚至由杨烜本人决定。
军政委员会做出决策后,再由政务院、革命军、最高法院等职能机构提出议案,提交资政院表决。然后,资政院再将议案提交皇帝签署,维护皇帝的最高权威。
资政院为上议院,议员大多为功臣宿将,对皇帝倾心追随,对军政委员会倾心认同。成立至今,资政院与皇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未否决过军政委员会的提议。
杨烜也在有意提高资政院的地位,把一些无关宏旨的议案提交资政院,由资政院充分讨论研究。在有关教育改革、铁路线路选择、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问题上,资政院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提升议案质量、确保问题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杨烜的设想下,中华帝国是一个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政制最突出的特点是:
君主世袭为国家元首,拥有实权,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决定政府重要人事。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
杨烜是开国之主,威望巨大,见识超前。有他把舵,中华帝国这艘巨船必能沿着正确的航向高速前进。但他必须未雨绸缪,完善帝国制度,将来哪怕子孙不肖,国家也不致受到影响。
甚至于,哪怕皇室成为英国那样的虚君,哪怕皇室逊位拥护共和,国家也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依然能够维持文化、制度、科技等方面的先进性,依然能够站在世界强国之列。
这才是杨烜的理想。他最佩服的外国近现代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另一个是美国国父华盛顿。
华盛顿自不必说,带领民兵打赢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并无私心,拒绝加冕为位,确立了共和政制。
法兰西帝国一世而亡,拿破仑一世在位时间也很短。但拿破仑以铁血手腕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把法国大革命推向欧洲,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封建根基。尽管拿破仑兵败被囚,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法国复兴的重要力量。
从滑铁卢战役至今短短40年里,法国政局动荡,相继经历了波旁王室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可谓是崎岖多折。
《拿破仑法典》成为大陆法系的重要渊源,由于《拿破仑法典》的历史性进步,法国不管由哪个政权当政,均继续沿用《拿破仑法典》,保留了复兴的火种。
拿破仑二世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后,继而发动政变组建第二帝国,在任上加强集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借助克里米亚战争,法国粉碎了神圣同盟,再次崛起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中华帝国创建新式法律,同样师承《拿破仑法典》。杨烜所努力所求的,便是创制一整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涵养出生气勃勃、泽被大众的先进文化,为中国之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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