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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下旬,萨摩藩鹿儿岛外的海面上,相继驶来了二十多艘外舰。中、英、法三国组成了联合舰队,要求萨摩藩就长崎骚乱赔款、惩凶、道歉。
除了中英法三国,美国亦派军舰在一旁观察,希望援引最惠国待遇,从此次事件中获益。
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干万,除了天皇、幕府两大政治实体,共有276个藩国。
萨摩藩是西南强藩,控制了大隅藩,以及日向藩的部分属地。在中华帝国崛起之前,萨摩藩还控制了琉球王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藩。
但对比中英法三国,萨摩藩显得非常渺小。对比中英法三国海军,萨摩藩的海军更是孱弱,只有三艘蒸汽战舰,根本就不是三国联军的对手。
敌人大军压境,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也失去了往日的镇定,在藩邸屋内来回踱步,无计可施。
齐彬手下的第一能臣大久保利通,已经乘坐小船出海,与洋人展开交涉,至今未回。齐彬深感凶多吉少,焦躁不安,令随从取出幕府的来信,再次起来。
日本的政治体制自有其独特性。天皇为国家元首,自古至今从未发生过改朝换代,放眼全世界都是异数,堪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皇室。
但天皇不掌实权,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日本的中央实权,由德川幕府掌控。幕府在形式上取得天皇的授权,垄断国家的外交、货币等大权,指导各藩国内政,但与各藩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全国276个藩国,在各自领地上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甚至可以领有自己的军队。藩主世代承袭,对藩内事务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因此,日本的政制,有些像美国的联邦制,亦有些像满清的宗藩制。德川幕府已经享祚两百多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幕藩体制出现危机。
这种危机,自17世纪末,亦即中国清朝康熙时期,就已呈现,主要表现在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繁。为应付危机,幕府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40年代先后实行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天保改革,但均未奏效。
黑船事件后,日本被迫开国,封建危机夹杂民族危机,幕府威信大为降低,幕藩危机日甚一日。
长崎骚乱爆发后,岛津齐彬反应很快,派军队保护商馆,制止暴乱。同时,他又派人紧急前往江户,向德川幕府求助。
此时的德川幕府,“大老”是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大老是幕府中职位最高的官员,掌握着幕府实权,相当于满清的领班军机大臣。
当朝幕府将军为德川家定,此人患有精神疾病,智商不在线,并且体弱多病。将军无法履职,自然大权旁落,井伊直弼的权柄更重,在幕府内说一不二。
井伊直弼是个坚定的开国派,作风强硬,处事果断。他回复岛津齐彬,指责萨摩武士胆大妄为,要求岛津齐彬平息骚乱,惩治为首的武士,赔偿外国损失,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岛津齐彬何尝不想如此?但中英法三国得理不饶人,提出的要求特别苛刻。仅赔偿一项,就要求萨摩藩赔偿两百万银元,完全超出了萨摩藩的财力。
此外,萨摩藩内部,以岛津忠教为首的“攘夷派”在此次骚乱中大得风头。他们不顾萨摩藩的安危,带头逞凶杀人。这种愚蠢的行径,却得到了广大武士的拥护。
岛津齐彬有心惩处弟弟,却投鼠忌器,生怕激怒攘夷派武士。万一攘夷派武士乘机作乱,齐彬连藩主之位都坐不稳了。
这时候,翻译官福泽谕吉匆匆赶回来了。福泽谕吉出身于粤平藩武士家庭,但从小在大阪长大。日本的商业中心是大阪,各藩多在大阪设置“藏屋敷”,销售藩地生产的土特产。
福泽谕吉的父亲,便在粤平藩“藏屋敷”担任会计。大阪多商人,风气开明,福泽谕吉在大阪增长了见识,树立了远大志向。
他受父亲影响,倾心学习汉学。但福泽谕吉很快意识到,汉学并不能救日本。于是,他争取到前往长崎学习兰学的机会,在长崎拜荷兰人为师,苦心钻研兰学。
福泽谕吉可以说英语,因而受到萨摩藩重视,被藩主委任为翻译官。此次对外交涉,福泽谕吉陪同大久保利通登上英舰,与中英法三代展开谈判。
(历史上,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还是日本第一位军事主义理论家,积极为日军征服中国出谋划策。
(为了纪念福泽谕吉,日本在万元钞票上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英国与萨摩藩爆发战争时,福泽谕吉确实是萨摩藩的翻译官,参与萨英谈判。
(当时,福泽谕吉的英语并不好,因为心情紧张而翻译错了英国舰队司令的话。这一错误,直接导致萨摩藩向英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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