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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曾国藩在奏折中声称,他接到上谕后,立即命令大将毕金科回湖南募集了十营湘军,准备让他援助浙江。按照湘军的规矩,募集新兵需要一个月时间,新兵战前训练需要一个月时间,路程需要一个月时间。
因此,这批湘军援军最早要到三个月后,才能进入浙江作战。
彭蕴章与曾国藩不和,隐然已成政敌。前年时,曾国藩率军攻克武昌,本是一件大喜事,最后弄得极为窝囊,整个湘军系统都为此愤愤不平。
首先,湖广总督杨霈抢在湘军克城之前,把曾国藩撇在一边,擅自向咸丰报喜。杨霈自然在奏折中加重绿营的功劳,贬低湘军的作用。咸丰不明前线情况,闻讯大喜,重赏杨霈和绿营。
湘军拼死拼活攻下武昌,到头来却被杨霈抢下头功,真是窝囊至极。但杨霈出身于汉军八旗,又是贵公子出身。曾国藩自知一时扳不倒杨霈,只得隐忍下来。
其次,咸丰本想重赏曾国藩,封他为湖北巡抚。曾国藩办理团练之前,早就已是正二品的侍郎。巡抚也是正二品,却是封疆大吏,权重远高于侍郎。
因此,曾国藩收到拜为湖北巡抚的明发上谕后,极为高兴。一旦做上巡抚,就能掌握一省的财源,指挥一省的绿营,于湘军作战大有裨益。
然而,没过几天,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祁隽藻,向咸丰帝谗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醒悟,后悔不迭。本朝惯例,从未有过授予大臣为巡抚,旋即收回的。咸丰谘之以彭蕴章,彭蕴章亦赞同祁隽藻的意见。
咸丰连忙重发上谕,收回曾国藩湖北巡抚的任命,改赏以“兵部侍郎”衔。
此事做得极不地道,却又耐人寻味。
曾国藩的谢恩折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收到了撤销巡抚任命的上谕,非常郁闷。他意识到,不仅皇上猜忌他,上至祁隽藻、彭蕴章这样的枢臣,下至杨霈这样的封疆大吏,都对他隐含敌意。
因为湘军只是地方团练,却侵犯地方财权、军权。曾国藩只是一个在籍守制的匹夫,却靠军功跃升为巡抚。此举不仅威胁皇权,亦是对整个官场秩序的挑战,必将受到官场群起而攻之。
咸丰既已对曾国藩动怒,彭蕴章便不再客气,攻击曾国藩道:
“曾国藩此举,置皇上的上谕于不顾,颇为可恶。他派毕金科援助浙江,又只派五千新兵,于浙江的大局有何裨益”
对于曾国藩,咸丰颇有些无可奈何。去年,太平军东征江南江北大营时,咸丰就屡有严旨,催促曾国藩率军援助。
曾国藩对朝旨置之不理。一方面,他抱定克金陵必先定上游的宗旨,毫不动摇。另一方面,他自己也陷入困境,确实无力分兵增援江南大营。
咸丰知道曾国藩对朝廷很有意见,却也知道他忠心无贰,便问道:“毕金科的履历如何怎么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
彭蕴章已经提前做过了功课,说道:“毕金科是云南临沅人,本来是湖北绿营名将王国才的部将。曾国藩很欣赏他,把他罗致帐下,隶属于湘军大将塔齐布。
“湘军地域观念重,毕金科是云南人,在湘军中受到排挤,不甚得志,所以有自立门户的想法。曾国藩亦怜其才,便让其自募一军,派他到浙江作战。”
彭蕴章句句轻描淡写,却句句攻击曾国藩。尤其是“湘军地域观念重”,更是触动了咸丰敏感的神经。
湘军完全属于私兵,统帅招募营官,营官招募哨官,哨官招募士兵。官兵的军饷由统帅自筹,所以湘军只知有曾国藩,不知有朝廷。
朝廷别说不能干预湘军的用兵策略,就连在湘军中任命一个营官都不行。
这几年来,湘军战绩颇佳,很多下级军官脱颖而出。一些八旗、绿营出身的武官,也辗转投入湘军,譬如这个毕金科。更甚者,满人武官塔齐布贵为湖南提督,却心甘情愿服从曾国藩,执礼宛如曾国藩帐下的一员偏将。
凡此种种,都令咸丰心生警惕,既想利用湘军剿灭革命军,又想借机打击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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