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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蕴章思考已久,说道:“回皇上,臣以为,黑旗贼以均田免赋为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再平分给贫民,故得到愚民的支持。我们要平定黑旗贼,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争取地主的支持。
“华夏历来都是农业社会,皇权总领于上,地主士绅自治于下。皇权与绅权,一向休戚相关,相依并存。绅权历经千年,地主的势力亦盘根错节,是皇权强有力的支持者。
“长毛贼虽然叫嚣‘有田同耕’,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平分地主的土地。黑旗贼叫嚣‘均田免赋’,学得是明末闯贼的口号。闯贼凭此口号得到农民支持,却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闯贼本人,也死于一个小地主之手。
“眼下黑旗贼势力虽炽,却是烈火烹油,势难长久。关键是,要防止地主阶层与黑旗贼走到一起。我们应当多措并举,提升地主阶层的地位,特别要注重提升地主团练的权限。”
彭蕴章说了很多,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提高地主团练的权限。
团练,又称乡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地方民兵组织,在华夏历史悠久,自唐宋时便已常见。
满清乃异族统治中原,对兵权防范较严。清初时,朝廷便有诏旨,严禁地方办理团练,防止汉人借此掌握兵权、威胁满清政权。
嘉庆时,川楚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八旗绿营不能阻挡。无奈之下,嘉庆帝只得允许川楚地区民间办理团练,执行坚壁清野政策。
当时,团练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实行坚壁清野。白莲教沦为流寇,无法建立根据地,亦无法获得稳定的后勤供给,最终败灭。
此例一开,清廷逐渐放开了对团练的限制。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1848年广州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中,地主团练都曾大显身手。
但此时的地主团练,只是民间自卫武装,军费自筹,不在正规军编制内,作战范围原则上局限在本乡本土,跟后世的民兵相似。
通常情况下,一地若要办团练,通常由当地的知府、知县出面,请当地有名望的乡绅组织团练。乡绅制定团练章程和互保之法,通常在户籍保甲制基础上进行组建,即10户为牌,10牌为甲,10甲为保,保有保正,甲有甲长,牌有牌长。
每二或三保,可组成为一团,是为团练。团练置团总一人,团副数人,负责本团防御和各团之间的联络。
不难想象,能当上团总的,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广西西林县土司后裔岑毓英。团总手下有兵后,又会反过来提升团总的地位,对官府构成一定的影响力。
团练组建后,需定期集中训练,每月数次集训。若有农民起义军来到本乡,团练成员迅速集合,在团总指挥下统一行动,抵抗起义军。
通俗地讲,没事时,大家拿起锄头种地;有事时,拿起刀枪“防贼”。
不难看出来,团练的组织度、专业度都很欠缺,又没有正经的经费来源,团总又是没有官职的地方乡绅。这就决定了,地主团练难成正果,难有大的作为。
彭蕴章非常清楚,清军自1644年入关,至今已经两百多年,早已腐化得丧失了战斗力。要对付黑旗军、太平军这样的悍匪,八旗、绿营已经无能为力,必须死马当活马医,把希望寄托在团练身上,进一步扩大团练的规模、权限。
然而,此举极具争议。扩大团练,固然有助于应对黑旗军、太平军,却也会削弱清廷权威,不利于中央集权。
清朝又与前朝不同,满族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却要统治四万万汉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一共二十四旗,兵马仅二十余万人。
如果放开团练,汉人则能掌握数百万团练。日后,若他们有了异心,岂不轻而易举地推翻满清?
这是上层满人普遍担忧的。这个问题,只能私下议论,上不了台面,更不能在军机大臣中间讨论。
彭蕴章还没展开来讲,祁寯藻就坐不住了,抗声说道:
“团练之事,虽然已有先例,但都未成气候,只是作为八旗、绿营的补充,配合八旗、绿营作战。一旦扩大团练,极易尾大不掉,损及皇上威权。
“去年底,徽州籍的御史王茂荫上了一道名叫《筹备安徽防剿事宜》的折子,建议恢复团练。臣当时就反对,但安徽的团练终究办了下来。
“才半年功夫,皖北形势已经大变。皖北士绅办理团练,固然阻遏了长毛贼。但皖北的团练与捻子相结合,亦匪亦民,抗粮杀差,不奉官府号令。
“此前车之鉴,不可不察矣。臣以为,扩大团练无异于饮鸩止渴,务必要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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