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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院第一次集会,杨烜的发言使议员们备受鼓舞。
有个官僚代表问道:“大元帅,我想问下,咱们军政府留用了许多旧官僚、胥吏。以后,军政府会一直留用他们吗?”
杨烜笑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他们尽心办事,一心为公,我们当然会一直留用他们。”
当时广西州县,大县人口可达十几万,一县胥吏则在一千人左右。一名官吏需对应一百多口人,当时通讯条件落后,政府组织效率绝对高不了。
杨烜已经下令,要求各级军政府应至少留用一半胥吏,以保证政权稳定。
开明缙绅邹文清问道:“大帅,均田免赋一旦实施,地主皆要失去土地。政府鼓励设厂,可地主都没有办厂经验,能成吗?”
这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杨烜对道:“诸位无需费心。军政府会帮忙筹建若干个工厂,吸收地主参股。等工厂进入正轨后,再交由股东管理。
“我们的思路是,先集中精力、财力培养几个大工厂,形成示范效应。有了大工厂,就能带动形成小工厂,就能形成一大片产业。
“对于工商业,我们军政府是极力提倡的。英法美三国船坚炮利,都是建立在发达的工商业基础上的。我们华夏一直以农业立国,在农业时代是无可匹敌的世界强国。
“如今,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工商业,摆脱小农经济,才能复兴华夏,才能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因此,暨南军政府将大力鼓励工商业,将大力提高商人地位。在工商业领域,军政府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商人皆可涉足,不必请求官府同意。”
杨烜谈到高兴处,干脆拓展开了讲,借议员提问,阐述起军政府的施政纲领。
这一番工商业“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言论,出自杨烜之口,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
在封建时代,历朝历代为了维护皇权,都坚决主张“重农抑商”。因为商业活动必然促进经济流通、人员流动,这对古代皇权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威胁。
明清时,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但朱氏和爱新觉罗氏都没有鼓励工商业的见识。清初康、雍、乾三帝皆为雄主,却不约而同地选择闭关锁国,继续强化“重农抑商”政策。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至1851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尾声。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人类也将进入“电气时代”。
古老的华夏,仍旧深陷小农经济的陷阱。满清无能,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禁不肯睁眼看世界,反而更加排外,对工商业发展百般掣肘。
譬如,当时便有规定,民间开矿等“重工业”需要工部“部照”(营业执照),买卖生丝等“轻工业”需要户部“部照”。至于开设票号等“金融服务业”,不仅需要户部“部照”,还要求同行提供担保。
清朝维持集权,一靠军机处统揽军政大权,二靠内阁六部。工部、户部皆为内阁中的重要部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实权部门。
地方商人要经营工商业,竟然要跑到中央实权部门讨要“部照”,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各级官吏都要靠这些特权寻租,从商人身上敲骨吸髓。清末时,光绪帝力推戊戌变法,地方毫无响应。袁世凯执掌北洋,老于吏事,主持官制改革时,亦遭到群臣反对。
满清之积重难返,由此可见一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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