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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报君父之仇”这几个字,静夜钟磬,金石作声,两位年轻的太后心弦震荡,不能自已。
庚申、辛酉之痛,整个宗室,甚至整个朝廷,大约没有人比她们两个更加刻骨铭心了。
英法内犯,仓皇出狩,颠沛流离,旦夕数惊。内外交困之下,痛愁忧苦之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一个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壮,一天天形销骨立,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妇,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无以自存。
而圆明园,虽然她们没有亲眼见过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回銮后也再未重履伤心地,亲眼看见残垣断瓦、烟荒草漫的惨景,但,那都是想象得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圆明园本是她们的家啊。殿阁无言,草木有情,日升月落,寒来暑去,起居呼吸,笑言泪泣,尽在其中。那儿,留下了她们关于青春的最美好的记忆。
这一切,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无情火中了。
因此,比起普通的宗室、朝臣,她们的痛,实在更深。关卓凡说“时至今日,两宫皇太后每一思之,尤锥心泣血”,不算言过其词。
也因此,她们的报仇雪耻之念,更加执着。
尤其是慈禧。她性格刚强而敏感,一口闷气郁结在胸膈间焚灼心肺,始终咽不下去。这口气不出,百年之后,何以对列祖列宗?
原时空,慈禧的对外政策。经过各种舆论的反复涂抹,到了后世,已经基本变成了“卖国求荣”四字。
不论在原时空还是本时空,关卓凡都不得不说:这真是“厚诬古人”。
慈禧主政的后期,确实昏招迭出。国家欲振乏力,江河日下,外侮愈甚。典守者不能辞其咎,慈禧是有重大历史责任的。但是,“卖国”二字,却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头上。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打了败仗的必然结果,换了谁可以不签?从二十一世纪传送一个愤青过来,就可以不签吗?
打输了还不认账?那就继续打!如是,只会输得更惨,丢掉的东西更多。
追责。是要追“为什么打输了仗”?而不是追“为什么签不平等条约”——倒末为本,莫此为甚。
事实上,慈禧是晚清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辛酉垂帘到戊申薨逝,这一点一以贯之,从未改变。不然,也不会闹出庚子拳乱对万国宣战这种荒唐事情。
慈禧的问题,在于昧于形势。不能客观分析判断敌我力量对比,不晓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总以为“民气可用”。只要“切实整顿”,就能给洋鬼子好看。可惜,“切实整顿”固然做不来,“民气”也并不真的可用。于是,只好打一仗,输一仗。
慈禧主政的大半时间。具体的政务,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地方的关键则是李鸿章,偏偏这两个人。是地道的主和派。
恭王和李鸿章,比之慈禧,见识更广,也更加开通。他们主和,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但另一半,这两个人,也各有各的问题。
如果没有庚申、辛酉的变乱,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肯定,对英法犯境、明园被焚的感受,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必然大不相同。
另外,自黜落复出以后,恭王锐气大失,遇事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年纪愈大,这个情形愈严重,到了后来,颓唐萎靡,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有事就在府中办理。当然,所谓“办理”,亦不过身在其位,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胡乱塞责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要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怎么可能?!
原时空,光绪十年,即1884年,恭王第二次被黜落。时值中法战争,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慈禧主战,恭王主和,对“上头”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阴奉阳违——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遇事推诿,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慈禧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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