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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阮某顺顺当当的复职,皇帝还召见,有“唯才是用”的话,阮大胡子从宫中出来时,一嘴大胡子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这样的事,岂不是气的人发昏?
但群臣连弹章也上不得了。非御史不得弹劾大臣,现在朝廷只准御史上书言事,诸政务官堂上官只准言本衙门之事,而且涉及钱粮兵谷需要详细论述的才准过六百字,否则奏折根本过不了通政司的那关,直接就被打回来。
不准过六百字还是崇祯七年前后的规定,但只准言本衙门之事,则是新加的枷锁,有这规定,就算黄道周想为阮大钺的事上书,他的奏折也根本到不了皇帝的案头!
若是要辞职,则也有明文规定,哪几种情况准许辞职,哪几种情形不准。如果闹意气辞职,将会有严重的惩罚。
宋人重罚犯错的文官,有追夺出身以来文字的做法,现在也是被皇帝拿回来用了。黄道周这样的大官,如果闹意气辞职,那么就是直接追夺出身以来文官,等同白丁,由地方官看管居住,不会赦免,不得擅自离居,每年要向地方官报备起居等等。
这一套办法一颁布,敢拿官帽子当皮球踢的人,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了。
毕竟以前辞职,在家闲居讲学博名声,打秋风赚钱也不耽搁,死一个皇帝或是换一界内阁,就可以十分轻松的起复,所以辞官在以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谏章不纳,挂冠而去,回乡之后也足够吹嘘一阵子的了。
现在?眼看就要改革俸禄,增加收入,这官当的十分有劲的时候,就算不图这个,也为了中兴皇明将来史书留名,或是能为天下做一点实事,轻率辞官的后果太过严重,几乎叫人无法下这种决断了!
朝官不能随意弹劾大臣,负责的御史脖子上套的枷锁也是不轻。御史还是可以闻风入奏,而且对御史的尊重还加强了,任何国家大政,御史都可以发表意见,皇帝和内阁、军务处、都督府等负责的衙门都要在规定期限内回批给上奏的御史,以表达对御史工作的尊重。
尽管皇帝一提起御史就是骂:“那一群臭乌鸦!”,不过,这件事还算是很顺当的办了下来。
但在责权加重的同时,束缚也是多了起来。风闻奏事,只能是国家政务,衙门公事,品官的私德,不在风闻奏事的范围之内,一旦御史随意攻讦朝官,就要彻查,没有实据,弹劾什么罪名,该御史就自坐其罪!
这样的法条当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是崇祯同意加强都察院的一个先提条件。
明朝的党争之所以严重,由来很久,只是在明末有爆发性的发展罢了。向来党争,不管是杨廷和或是夏言,又或是高拱,张居正,向来就是以自己囊中的御史为先发,所攻击的不过就是当道大佬的私德。
从贪污到好色,再到种种匪夷所思之事,皆能入奏,简直是毫不负责,只是在舆论上造声势,抹黑和打击政敌。
这种做法十分恶劣,明之御史没有品德,看似强项不惧皇权,连皇帝的私生活也经常扫在笔下,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除了引发一拨又一拨的争吵和党争外,对朝局几乎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三岁小儿都知道的事,可大明就是这么争吵了一二百年下来,御史从清要官成了一群黑乌鸦,谁给的好处多,他们就替谁嚷嚷,好处够了,直接骂皇帝三代的事,他们也是能干的出来。
这样的做法,明朝的官风似乎是很硬挺,但也就是把国家的精力徒然虚耗,外敌当前,自己人还争吵不休的事,实在是太蠢了!
就崇祯个人来说,最后的时候他不走,不迁都,不撤守远,就是害怕了这些遇事只会跳脚大骂,满嘴大道理,问治天下,就是人心仁义,问打仗,还是人心仁义,似乎天下大事,只要嘴皮一碰,就可以从容解决。
前一阵子,刘宗周和黄宗羲在南京城中讲学,人家问起当前战事,黄宗羲还是冷笑着道:“若修仁德,则蛮夷自然宾服,不修仁德,则自然刀兵四起。天下事,不必汲汲言利,货利二字不离君王之口的时候,就是祸起之乱源。
这话听着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毕竟华夏的道统就是儒家的“仁孝”二字,但这全然是胡话昏话,没有一点建设性的废话。
眼下的南京城中,再也不要这样的昏头昏脑的蠢蛋存在!
最少,在朝堂之上,是不要这些人存身其中了。
因为这样那样的规定陆续发布下来,出来的大臣们脸色也是各异,有人从容,有人高兴,也有人沮丧和愤怒。
而在侍卫之中,则是满满当当的兴奋。
“黄老头子大拜了,廉政司一立,户部的火耗归公一事就要提上日程,厚禄法就要正式实行了!”
侍卫们当然是消息最灵通的一群,议政事时,太监照例是要出去,不得旁听,除非是极少数如王承恩这样的近侍。而侍卫却是免不得要站班伺候,防备刺客和意外事爨件,所以朝中大事,只要稍有智识,站着听上那么几回,大致也能弄清一些来龙去脉。
侍卫们自己是没有俸禄的,以汉之执戟郎的深意,就是要各家奉献子弟来入宫护卫君王,俸禄只是象征性的一些福利。
不过各家最少也是有官品的士绅之家出身,厚禄之法一施行,所有的人家都会沾光,一想到此,自然个个都是满脸掩不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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