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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教官,这个训练处是对满系校级、尉级军官施行补修教育又兼养成日满两系初级干部军官候补者和军官候补生的教育机关。
在处本部之下设有步骑炮各兵科的训练部,担任本兵科军官学生教育和满系军官候补生教育。佟衡正是在步兵训练部担任第一教授班的战术学教官,在职期间共教授了第一期至第四期由上校级至上尉级的军官学生280名。
于第一期步兵甲种学生80名,负责考核这些学生准备晋级少校的上尉加以深造。又教授了第二期第三期的满系步兵军官候补生120名,共480名。教育的方针除教授一般战术原则外,精神方面养成学生亲敬日本、敌视中国和苏联的心理。
并且夸示日本军以皇室为中心,忠勇无比,中东日俄两次的战役日本军优秀强大,反而说中国和苏联军队决不能与日本军抗衡的。伪满和日本共同防卫,共同作战,是伪满军人最荣誉的任务,应用战术均以中国和苏联为交战国,以养成敌对的心理。
其次教育上除使用一般战术外,又由本处研究部编译一种剿匪战术,专以反满抗日人民和抗日联军为对象所演练的攻防战斗的各种方法,特别对游击战术和“拉洼”战法着意引用各种战例,或采取学生中对抗日联军作战经验去教育大家,使伪满军队增强对抗日联军作战的力量。
佟衡之所以执行伪满的教育方针,目的是在给日寇作帮凶的军队去消灭人民的抗战力量和为即将进行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带着整个联队将近三千八百人,佟衡意气风发的踏上了征程,这种行动其实并不困难,就算出了责任,也轮不到他自已来担。反正他手中握有王静修亲笔书写的命令文书,不怕被顶出来背黑锅。
一周之后,周之浩和剩余的十七名队员早以安全返回了位于涿州的军事基地内,对于伪满洲国内后续发生的事情却是一概不知。
局势出奇的平静,日本军方与伪满洲国国务院,都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声明,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但其中的暗流汹涌,还是让人心惊,吃了这样的大亏,即便嘴上不说,日本关东军肯定也是无法忍耐。
在北京和天津一带,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明显加剧,而此时的姜瑞元,也在国府大楼里发着雷霆之怒。光亮的脑壳上皮肤通红,手中拿着中统搜集回来的情报他是怒不可歇。
将信纸啪的一声排在红木书桌上,姜瑞元两眼怒瞪:“华军这是要干嘛?他们这是在蓄意挑起我军日日方的全面战争”
对于这件事,虽然伪满洲国的军政部次长已经在内部声明抓住了可恶的抗联暗杀团成员,但实际上不少人都猜出了这事是谁做的。
对于日本与伪满洲国而言,抗联没有这样的军事组织能力和相应的情报搜集能力,对象也就只剩下**党和华联了。其中华联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毕竟**军的情况日本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知道对方没有如此强大的特种作战能力。
而华联当初在剿灭红门赤区之时就曾经展现过类似的小分队突击作战能力,但日本军部正打算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向**政府施压,进而挑起两国的全面战争。自从法币体系全面与日元的结算脱钩,两国就再无一丝和平的可能。
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要不是军部上层和日本国内的政客还心存犹豫,土肥原贤二早就利用这次暗杀事件大做文章,在日本国内叫嚣着复仇了。
其余之人,都不愿意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杨永泰也赶赴汉口代表国府与日本外交部商议和谈事宜,未能留在这里为姜瑞元出谋划策。
中日两国本就火药味深浓,无论是国内民间,还是日本民众,都在叫嚣着战争。华军此举,无疑是将自已架在火炉上烤,这种暗杀一国军事高层官员的事件,向来不是什么可以妥善处理的案情。
遇到这么个棘手的问题,姜瑞元实在是倍感气恼,却又无可奈何。华联也在逼自已与日本尽早开战,红门在苏俄的指示下,同样是与张汉卿马占山这类地方军阀频繁接触,一力逼迫中央军与日军交锋。
战争必然要打,姜瑞元又何尝不知?可问题是他必须先要做好准备,以降低自已的损失。无论是军队的整编和训练,还是国内各方力量的统合与收拢,这些都需要时间,只要再等上三年,**政府就能凝聚起绝对的优势,一举扫清昔日污秽。
只可惜其他人同样也明白这些道理,丝毫不打算给**军这样的机会,苏俄、中华红门,华联还有其余军阀势力等都是存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思。
勉力支撑着大局,姜瑞元已经是心力交瘁,只盼望上天能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达成他心中的野望。千古明君,自古不是易与的称号,即使姜瑞元再怎么努力,似乎也难以企及这样的一个高位。
特别是心腹第一谋臣杨永泰的外放任官,更是让姜瑞元难以释怀,这虽然是**党内派系斗争不得不采用的结果,实际上更多的也是姜瑞元当时的无奈。
现在想起来,姜瑞元还是有些后悔调走杨永泰的这个举动,只是当时脑袋一热,不知怎么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1935年冬,日本军阀侵华日亟,姜瑞元在舆论压力下,不敢公开满足其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但又惮于公开决裂,深感外交问题十分棘手。
经过郑重考虑,乃将善于周旋应付的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调任外交部长,遗缺调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接充。因杨在行营时专横跋扈,与国民党各派系积怨甚深,只好将其外调,缓冲一下。
于是身边走马换将,张去杨来,其实都是“政学系”中的擎柱人物,谋士班底换汤不换药。
可无论如何,杨永泰的学识才干的确是无人能比,缺少了这么一个得力的谋士军师,姜瑞元在处理政务和军务时越来越难以得心应手。许多原本看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缺少一个专业而睿智的谋士在旁分析处理,姜瑞元很多时候也难以同时顾及多处以及纵观全局了。
早在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在**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这一高位,进一步施展自已的才华,但遭到以二陈为首的cc系的坚决反对。
组阁的愿望落空了,杨永泰决定辞去秘书长职,准备出国考察。正是用人之际,姜瑞元岂能放他出国?他没有理会杨的辞呈,虽知杨永泰对自已忠心不贰,但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
早在南昌大火案发前,姜瑞元就打算让杨永泰出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杨永泰闻讯后声泪俱下地对姜瑞元说:“一定是有人向先生进了谗言才至于此,在此国家危机时刻,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
姜瑞元听后大为感动,只好留杨永泰继续在任。
当姜瑞元调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后,便决定发布命令,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杨永泰离开姜瑞元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
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为平息**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姜瑞元用心良苦的一招。
杨永泰还未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系及鄂省实力派的迎头反对。cc派的走卒窜入省内一些学校,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听到政学系的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
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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