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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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拜左车骑将军徐荣为营都大监，将作大匠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在外朝，如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御史大夫刘和、宗正杨奇、廷尉张邈、太仆孔融、将作大匠董昭、光禄大夫钟繇、司隶校尉陈宫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在中朝、内朝，尚书令崔琰、中书监陈群、侍中孙资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外朝和内朝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长公主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丞相蔡邕大人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长公主为此书告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长公主犹豫不决，无从取舍。丞相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李玮、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太傅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大司马大将军李弘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李弘、鲜于辅、徐荣、张燕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经文，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经文和理解经文是两回事，理解了经文，掌握了经文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鲜于辅、徐荣、张燕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经文，在晋阳大学堂里学了很多治国之术，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李玮、谢明、田畴、田豫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内、外朝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插嘴都无从插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经文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学的是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后来郑玄到了北疆后，他们开始学习“新经”，曾在邯郸、晋阳大学堂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弃。

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内宴请了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大将军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郑玄大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郑玄大师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如何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作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这时郑玄大师突然到了河北，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地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高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

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官员将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因为今、古文经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还能暂时维持官学地位，但它的影响力会急速下降，刚刚建立的权威会荡然无存。而各地公、私学堂很可能会放弃“新经”，转而继续教授今、古文经学。久而久之，朝廷放弃“新经”为官学是一种必然。

官学上失去了权威，作为儒学基础的礼制发生了变化，中兴策略随之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暂时对朝堂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兴大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变化会逐渐显现，并最终控制中兴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会逐渐失去决策权，并最终失去对朝政的控制。

李弘这次总算彻底明白了。

过去张温、卢植、马日?等人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当时李弘并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后来官学的事出人意料的顺利解决了，李弘当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去深刻理解。现在，他理解了，但事情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并不是自已支持哪一方就能轻松解决此事。

在这件事上，董卓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最终导致他彻底败北。董卓听信了袁隗的话，倚仗手中的武力修改官学，设立古文经博士，把古文经学也纳入了官学，结果激怒了今文经学士人，引发了流血惨案，继而各地州郡联军讨伐董卓，局势再也不可控制。

官学虽然关系到国祚命运，但它是儒士们的事情，是学术的事情，和武人没有直接关系。武人的介入只会让这场学术之争更加复杂，更加血腥，甚至引发局势的剧烈震荡。

崔琰希望得到李弘的支持，但他的话说得非常婉转，显然他也担心武人的介人会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李弘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很欣赏崔琰的谨慎，但现在问题不是武人能不能介入的事，而是如何保证朝堂稳定，如何保证中兴大业不会受到此事的伤害。

李弘考虑再三后，郑重问道：“那么，我如何才能帮助你们？”

崔琰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将军，在此事没有解决之前，万万不能用兵，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兵。大将军出外征伐，不仅仅是朝堂失去震慑的事，而是大军的安全，社稷的安全。粮草辎重全部控制在朝廷手上，一旦朝廷以大军的安全要挟大将军，大将军怎么办？一旦个别州郡动乱，朝廷自顾不暇，大将军又出兵在外，社稷的安全怎么办？”

李弘心神震颤，脸色微变。

“我知道西疆的事非常紧急，但朝堂上的事更加紧急。事有轻重缓急，请大将军务必三思。”

李弘微微点头，又问了一句，“还有吗？”

“如果大将军愿意，请你约见一次大司农李玮大人和长公主府长史朱筱岚大人。”崔琰说完之后，两眼盯着李弘，眼神极为期待。

李玮在朝堂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势力庞大，直接影响中书监的决策。目前虽然他已表明了立场，但事关朝廷稳定，他极有可能顶不住各方压力而放弃对崔琰的支持。当然了，如果有李弘的绝对支持，那又另当别论。筱岚的作用更重要，目前能对长公主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只有她，如果长公主迫于形势，早早拿出决断，那麻烦就大了。

在崔琰、郗虑和赵松三人的期待中，李弘终于点了点头，“我找个机会，到李大人府上去一趟。”

当天晚上，李弘书告鲜于辅、徐荣、麴义、张燕、吕布、玉石、颜良、杨凤、赵云、文丑、樊篱、张白骑、张辽、何风等十几位在京武将，详细述说了自己的担忧，告诫他们不要参予“明堂制度”的争论。在朝堂上，只带耳朵听，不许说话，更不许发表任何言论。（按律，大臣们之间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聚会，有什么事只能以书信来往。）

大将军约见崔琰三位大臣的事，显然刺激了朝中的大臣们。朝堂上的争论日趋激烈。

长公主烦躁不安，屡次派人催请太傅杨彪入朝议事，但杨彪百般推辞，就是不去。长公主生气了，手诏大将军李弘，你亲自去一趟看看。如果他不能走，就把他抬来。

杨彪叫苦连天，“大将军，你何必为难我？我去了总要说两句吧？我说什么呢？”李弘笑道，“实在不行，你就装聋作哑吧。”

杨彪驻着拐杖上朝了。他还真能装聋作哑，人家说东他说西，胡搅蛮缠，最后长公主气得一挥手，“你回家养病去吧，不要来了。”

十月下，局势的发展有些失控，大臣们在朝议上本末倒置，该议的事不议，整天在明堂制度上争论不休。接着开始有大臣开始抨击“新经”了。

率先开始对“新经”发难的就是太仆孔融。孔融是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他引经据典，指出了“新经”很多不足之处。接着宗正杨奇也开始了，杨奇是今文经学大家，他的话就难听了，几乎把“新经”骂得体无完肤，最后就差没有说郑玄沽名钓誉了。

崔琰、郗虑、赵松勃然大怒，马上出言反驳。

崔琰三人毕竟小一辈，激动之下，言辞上对老一辈颇有些不敬，而且对今、古文经学的某些驳斥明显措辞不当。这下激怒了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廷尉张邈、光禄大夫钟繇（洛阳攻克后，他从兖州返回了朝廷）、司隶校尉陈宫等大臣，大家一拥而上，齐声讨伐。

崔琰三人抵挡不住，有些手忙脚乱了。大司农李玮适时站了出来，接着大鸿胪袁耀、京兆尹赵戬，还有朱穆、田畴、田豫、余鹏、谢明等大臣纷纷出言相驳。

朝堂上混乱不堪。

长公主有些吃不消了，她看出局势发展正在逐渐失去控制，随即督请郑玄、王剪等大师加快进京速度，并请大司马大将军李弘出面斡旋，尽可能先稳住朝堂局势。

李弘最近因为西疆和益州的事，和一帮将军们天天在大司马府军议，商量对策，并没有参加朝议。接到长公主的手诏后，他非常吃惊。没想到局势发展这么快，三派经学之间的矛盾转眼就爆发了。

马上就要到年底了，朝廷要做的事太多，如果把时间都耗费在这上面，朝政将被严重耽搁。

李弘马上登门拜访丞相蔡邕。蔡邕初先对李弘约见崔琰等三位大臣很是生气，但后来看到北疆武人先是告假走了一批，然后留在朝堂上的人又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更搞笑的是武威将军何风竟然在朝堂上睡着了，由此可见李弘还是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关键，及时退出了这场和北疆武人没有太大关系的经学之争，所以他对李弘的态度又大为改观。

李弘劝说蔡邕，说各州刺史、各郡国太守、国相马上就要进京上计（各地方向朝廷呈交计书。其内容为郡国一岁中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事务繁多，还是把“三雍”的事先放一放，暂时搁置争议，没有必要把事态扩大化。

蔡邕叹了口气，“我听说，你又打算出征了？”

李弘笑笑。“是不是子龙告诉你的？他和文姬应该搬出去住，不应该再和你住在一起。”

“我就文姬一个女儿，子龙一个女婿，如果他们都搬出去了，谁来侍奉我啊？”蔡邕笑着摸了摸颔下的白须，“我老了，没有多少年活了，能天天看到他们，听到孙子们的笑声，我就很知足了。”

李弘笑着安慰道：“我看先生至少可以活到百岁。”

“算了，你不要安慰我了。”蔡邕挥手笑道，“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我早死在北寺狱了。这十几年来，我看到文姬嫁给子龙幸福地活着，看到孙子们环绕膝前，天真可爱，我已没什么奢求了。”

“是吗？”李弘一语双关地问道，“先生还有一个最大的期望没有实现，是不是？”

“我看不到了，也许你还能看到。”蔡邕神情渐渐严肃，“明堂制度的事，牵扯甚广，估计你也从崔琰大人那里听说了前因后果，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说了。这件事我要感谢你，大将军能置身于朝堂争斗之外，能清醒地看到争斗之后的东西，的确不容易。”

“我是朝中之人，就算我想独善其身，恐怕也跑不掉啊。”李弘面带笑意，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是当然。”蔡邕说道，“但只要你能看到事情的本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