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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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6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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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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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七

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

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可谓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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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

《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

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十七篇并不是经历了秦火而残存的篇数，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内容已经足以总揽礼的大纲。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杂记》所记的真实性，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就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仪礼，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礼记；杂记》所说的《士丧礼》，实际上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后三篇记述的是丧礼的连续过程，《丧服》记述的是丧礼中的服饰，内容贯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应该比较相近，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而《仪礼》一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沈说较为公允。

《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子夏为汉代人，与孔子的门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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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仪礼》的传授与研习

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只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是谁，今已不可考。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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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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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八

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礼记》

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多格言妙语，文字生动，富有哲理，所以受到广泛欢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中国士民很少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一、《礼记》的成书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原本是《仪礼》的‘记‘。《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仪礼》各篇正文之后的‘记‘，旨在对仪节的语焉不详之处作补充，而不涉及礼所蕴涵的深意。文字多为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数量也明显超过前者，《礼记》各篇就属于这一类。单行的‘记‘战国时期很流行，但秦火之后，一度销声匿迹。

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礼记‘，但未提及篇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献王所得《礼记》的篇数。西汉时，《记》是依附于《礼经》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参考资料，不可能列入学官。西汉末年，刘歆校理秘府文献，见到的‘记‘只有一百三十篇，但另有《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总共有二百十四篇。刘歆作《别录》，对《礼记》各篇所属的门类逐篇作了说明，如‘属通论‘、‘属吉事‘、‘属丧服‘等。汉代流传的《记》可能不止于此数，所以，近人洪业先生有‘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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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作《三礼注》，《礼记》取的是《小戴礼》，也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礼记》由此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一跃而与《周礼》、《仪礼》并列。《大戴礼》由此一落千丈，虽然有北周的卢辩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传习，到唐代就亡佚大半，仅剩三十九篇。

二、《礼记》的分类与作者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目录》分之为九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

4、制度六篇：《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6、明堂阴阳二篇：《月令》、《名堂位》

7、世子法一篇：《文王世子》

8、子法一篇：《内则》

9、乐记一篇：《乐记》

四十九篇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作者，学者间颇有异说。《汉书；艺文志》礼类‘《记》百三十一篇‘下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认为是孔门弟子各记所闻而成，但没有谈到各篇的具体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梁朝学者沈约之说：‘《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但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说是‘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徐坚《初学记》说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出于七十子之徒，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说：‘《礼记》诸篇，或孔门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议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礼记》‘孔子说，七十二子共撰所闻以为之记，及秦汉诸儒录所记以成编，多非孔子之言，凡‘子曰‘者，多假托。‘

近人沈从文先生曾长期从事文物工作，他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来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176页引）有关《礼记》作者和年代的争论，旷代持久，长期不能定于一说。笔者认为，《礼记》中属于‘吉礼‘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的各篇，内容依附于《仪礼》；属于‘丧服‘和‘祭礼‘的各篇，内容也与《仪礼》的丧祭之礼一贯；因此他们的年代当与《仪礼》不离左右。《曲礼》、《礼器》、《少仪》、《深衣》、《乐记》、《内则》等篇，学者多信为孔门弟子之作。‘通论‘的各篇的年代一直有争议。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相同。此外又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语，与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大致可信。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竹书，其中不仅有《缁衣》、《性自命出》篇，而且有《礼记》中的《孔子闲居》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两批楚竹书与大小戴《礼记》的文字相同、类似，或者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很多。据此可以推断，‘通论‘各篇当如班固所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是先秦的文献(说详拙作《郭店简与〈礼记〉的年代》，载《中国哲学》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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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记》的人本主义思想

礼的灵魂，是西周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由于体例的限制，《仪礼》对于礼所要表达的思想几乎没有涉及。而《礼记》则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作者每每通过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凸现以人为本的立场。行文生动，娓娓道来，有很强的感染力。下面介绍《檀弓》所及的几个例子。

殷代盛行‘人殉‘（用活人殉葬）、‘人祭‘（以人为祭品）的风俗。到了周代，由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这种风俗从总体上得到了抑止，但依然存在。因此，礼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向这种野蛮的风俗作斗争。齐国大夫陈子车客死在卫国后，他的妻子和家宰准备用活人殉葬。陈子车的弟弟陈子亢到卫国奔丧，闻讯后，坚决反对，认为‘以殉葬，非礼也！‘为了制止这一行为，他对陈子车的妻子和家宰说，如果一定要用活人殉葬，你们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陈妻等不得不罢休。无独有偶，有一位名叫陈乾昔的，临终之前要求儿子做一口大棺材，让两个婢女在他的左右两边殉葬。陈乾昔死后，他的儿子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说：‘以殉葬，非礼也！‘礼家对殉葬的态度如此。

礼缘人情而作，礼家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为是判断为政得失的重要标志之一。宋国有一位守城的士兵死了，司城子罕‘哭之哀‘。晋国的探子回去报告了这一情况，认为这表明宋国统治者一定深得民心，所以千万不能去进攻。孔子很赞赏晋国的探子，因为他懂得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与此相反，晋大夫荀盈去世而尚未安葬，晋平公就饮酒作乐，并让乐师师旷和近臣李调陪饮。杜蒉愤然上前责罚师旷、李调不能规劝国君的过错，晋平公惭愧无似，表示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这种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立场，在《礼记》中可谓触目皆是，而且关怀的目光及于下层的普通民众。鲁国发生旱灾，穆公按照传统的风俗，要暴晒尪(wang)者，尪者是脊柱弯曲、面部向天的残疾人，古人认为上天哀怜尪者，怕雨水会灌进其鼻孔，所以不下雨。后来又要暴晒负责祈雨的巫婆。县子批评穆公‘虐‘、‘疏（迂阔）‘，并制止了这种残忍不人道的行为。

礼家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尤其反对在战争中杀戮无辜。吴国军队侵略陈国，砍伐陈国神社的树木，杀死患有传染病的百姓。陈国的太宰噽指责说，‘自古以来，攻伐他国的军队都，不砍伐神社的树木，不杀害病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为的是体现人道。如今你们连病人都杀，可谓是‘杀害病人之师‘。‘礼家主张对为保卫正义而献身的人予以特殊礼遇。鲁国少年汪踦为保卫祖国而战死。古代未成年而死称为‘殇‘，殇者不得行成人丧礼。但鲁人决定破格为之举丧。孔子十分赞成，说他既然‘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就应该用成人之礼。

《礼记》中处处投射出礼家人文关怀的光辉。最著名的无过于《檀弓》中‘孔子过泰山侧‘一节，一位妇女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老虎咬死，依然不肯离开荒野，原因是惟有此处才没有苛政。孔子感慨地对学生说‘苛政猛于虎也‘。孔子此语成为后世反对暴政和苛捐杂税的思想武器。

四、哲理与格言

《礼记》一书，还广泛讨论了礼的本质、理论、运用等问题，富有哲理，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礼运》通论礼的本原和礼制的演变，将五帝三王之政区分为‘大同‘与‘小康‘两个阶段。孔子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展示了儒家理想的蓝图，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受到过‘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理想国中都有大同世界的影子。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提出了‘乐本于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天地之和‘、‘声音之道与政通‘、‘乐以象德‘等重要观点。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记述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育理论著作，提出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前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

《经解》解说六经在教育中的不同目标，《诗》教使人温柔敦厚，《书》教使人通达、知史，《乐》教使人广博、驯良，《易》教使人洁净、精微，《礼》教使人恭俭、庄敬；《春秋》之教使人知晓著史体例。六经失修，人民就会愚、诬、奢、贼、烦、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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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王制》是汉文帝命博士诸生杂采六经古注而作，意在损益虞夏商周之制，以定一王之法。篇中历述王者颁爵制禄、封邦建国、设官分职、朝聘巡狩、井田、教化刑禁、述职考绩、征税贡物、丧祭国用、选士养老等制度，颇似一篇完整的施政大纲。

《月令》采辑《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而成，不仅完整地记述一年十二月的天文、气象、物候，而且按照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的理论，安排四时十二月的政令、农事。

《礼记》中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

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曲礼》）

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曲礼》）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君子慎其独。（《大学》）

富润屋，德润身。（《大学》）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表记》）

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表记》）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名，皆在其所亵也。（《缁衣》）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缁衣》）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儒行》）

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儒行》）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坊记》）

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坊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经解》）

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杂记下》）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杂记下》）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乐记》）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

教学相长。（《学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运》）

在古代中国，《礼记》的思想和格言可谓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礼记》的魅力之所在。

五、《礼记》的流传与影响

《仪礼》、《周礼》文字古奥，内容繁复，枯燥难读。而《礼记》的文字每每可与《周礼》、《仪礼》联系，被认为是打通《周礼》、《仪礼》的桥梁；其内容，上可探索阴阳，穷析物理，推本性命，下而及于修身齐家，民生日用。既能严礼乐之辨，又可究度数之详。所以，两汉以来，每每为学者所乐道。

宋代大儒都很推崇《礼记》。程颢认为《礼记》多传圣门绪余，‘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朱熹说：‘《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实际上是说《礼记》集中了古文《记》的精华。朱熹采撷《曲礼》等文，撰《学礼》十五篇，收入《仪礼经传通解》中。

明儒柯尚迁说‘《曲礼》、《内则》、《少仪》实《古礼经》篇名‘，又说：‘《曲礼》‘毋不敬‘四言，实古帝王相传格言。‘‘《内则》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妇之大伦矣。教子之道，必有《少仪》之礼，外傅之教始详，亦古经也，而孝弟教本推及于长幼、朋友二伦，皆立于《少仪》之中矣。‘（《曲礼全经类释；自序》）

朱升说：‘《仪礼》，经也，所记者名物制度；《礼记》则传其意焉。远古无传，则求其数也难，不若姑因其义之可知者，使学者尽心焉，以求古圣制作之意，而通乎其余，此设科者不得不舍经而求传也。‘（《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虞集说，《礼记》一书，‘曾子、子思道学之传在焉。不学乎此，则《易》、《诗》、《书》、《春秋》未易可学也‘，而且尧、舜、三代之遗说，‘舍此几无可求者。‘（《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为《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作新疏，以资讲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用《礼记》代替了《仪礼》。孔颖达疏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词富礼博，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唐以‘九经‘取士，按字数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糓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文字比《左传》少，文字也相对浅近，故儒生多舍《左传》而读《礼记》，使得《礼记》之学大盛。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废《仪礼》而存《礼记》之科，使《礼记》之学进一步压倒《仪礼》。

使得《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对《大学》、《中庸》的彰显。韩愈为了建立儒家的圣学道统，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中庸》，认为是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陈澔《礼记集说；自序》语）。宋儒唱和韩说，张载说：‘《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朱熹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并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与《六经》并行，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从元皇庆二年起，考试科目必须在《四书》中出题，《四书》便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宋代《礼记》研究的重头之作是卫湜的《礼记集说》。此书兼取郑注、孔疏、陆德明《经典释文》，博采一百四十四家之说，翦除芜蔓，撮举枢要，详而且明，使读者能‘因众说之浅深，采一经之旨趣，详而度数，精而性理，庶能贯通而尽得之矣‘（《礼记集说；自序》）。

元儒陈澔作《礼记集说》三十卷，因陈氏号云庄，故又名《云庄礼记集说》。此书较卫湜书简便，但多失古义，好以空言推义理，舛误也比较多。明永乐十二年，胡广奉诏修《五经大全》，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共四十二家，为学者一时所重。

清代《礼记》之学的重要著作有《钦定礼记义疏》、纳兰性德《礼记集说补正》、李光坡《礼记述注》、方苞《礼记析疑》、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博参宋元以来诸家之说，以发明古义，新见叠出，读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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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者礼之始也：冠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九

冠者礼之始也：冠礼

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一种‘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者，可以不参加生产、狩猎活动，也不必参加战争，氏族对他们有哺育和保护的责任。但在他们到达成人的年龄后，氏族则要用各种方式测验其体质与生产、战争技能，以确定其能否取得氏族正式成员的资格。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丁礼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消失了，而中国的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内核，将它加工改造为‘冠礼‘，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仪礼》有《士冠礼》一篇，详细记载士之子举行冠礼的详细仪节。《礼记》有《冠义》一篇，说解冠礼的含义。

一、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

行冠礼之年，也就是进入成年的年龄，有一定讲究。儒家认为，人的成长离不开学习，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学习内容。《礼记；内则》说，六岁，教以数目与四方之名；八岁，教以礼让，示以廉耻；九岁，教以朔望和六十甲子；十岁，离开家庭，住宿在外，向老师学习‘书计‘（文字）、‘幼仪‘（奉侍长者的礼仪），以及有关的礼的篇章和日常应对的辞令；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称为《勺》的舞蹈（文舞）；十五岁之后称为‘成童‘，练习称为《象》的舞蹈（以干戈为道具的武舞），以及射箭和御车。经过七年的学习，也就是到了二十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基础，而且血气强盛，身体发育成熟，能够独立面对社会，《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此时可以为之举行成年礼。成年以后，还要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学习的内容，《礼记；内则》有具体的记载。

人既成年，为什么要举行仪式？它究竟暗含了怎样的意义？《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可知，举行这一仪式，是要提示行冠礼者：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合格的弟弟、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惟其如此，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也才有资格去治理别人。因此，冠礼就是‘以成人之礼来要求人的礼仪‘。

二、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也

冠礼既是如此重要，在仪式中就会有特别的体现。首先，举行冠礼的日子要通过占筮的形式来选择，不得随意决定。选择吉日的仪节称为‘筮日‘。冠礼之所以要选吉日，《冠义》说是为了‘求其永吉‘，希望冠者从此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冠礼是家庭继承人的成年礼仪，是关系到家族的传承和发展的大事。古时如此郑重的仪式，必须在家庙进行。《冠义》解释说：‘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有着以祖先的名义行礼的含义，也就是《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冠、取妻必告（告庙）‘的意思。

日期确定后，作为冠礼的主人（将冠者的父亲），要提前三天通知各位同僚、朋友，邀请他们届时前来观礼。这一仪节称为‘戒宾‘，戒是告知、通报的意思。

主人再次通过占筮的方法，从所通报的僚友中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加冠的正宾，这一仪节称为‘筮宾‘。冠礼之日，正宾必须到场，否则不能成礼，所以，人选一经确定，主人要提前一天前往正宾家中作特别邀请。除此之外，还要特邀一位‘赞者‘，即协助正宾加冠的助手。通过占筮来确定冠日以及正宾的人选，都是郑重其事的表现，所以《冠义》说：‘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三、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冠礼的主体部分，是由正宾依次将缁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种冠加于将冠者之首。缁布冠实际上是一块黑布，相传太古时代以白布为冠，若逢祭祀，就把它染成黑色，所以称为缁布冠，这是最初的冠。冠礼先加缁布冠，是为了教育青年人不忘先辈创业的艰辛。周代贵族生活中已经不戴缁布冠，所以冠礼之后就搁置不用。其次是加皮弁，皮弁的形制类似于后世的瓜皮帽，用白色的鹿皮缝制而成，与朝服配套穿戴，地位要比缁布冠尊。最后加爵弁，‘爵‘通‘雀‘，爵弁所用质料与雀头的颜色（赤而微红）相似，故名。爵弁是协组国君祭祀等庄重的场合戴的，地位最尊。三次加冠，将地位最卑的缁布冠放在最前，地位稍尊的皮弁在其次，而将爵弁放在最后，每加愈尊，是隐喻冠者的德行能与日俱增，所以《冠义》说：‘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119:54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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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冠之前，三种冠分放在三个竹器中，由三位有司捧着，从西阶的第二个台阶依次往下站立。加冠者在堂上有专门的席位，其位置因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嫡长子的席位设在阼阶之上，庶子（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异母兄弟）的席位在堂北偏东的地方。堂的面向都朝南，堂前有东、西二阶，东阶供主人上下堂专用，所以称为主阶，也叫阼阶；西阶供来宾上下堂，所以称为宾阶。《仪礼；士冠礼》说：‘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著‘是彰显的意思，‘代‘是替代，阼阶之上是主人之位，让嫡长子在此加冠，意在突出他将来有资格取代父亲在家中的地位。

加冠之前，先由赞者为冠者梳头，再用帛将头发包好，做好一切准备。为了表示洁净，正宾都要先到西阶下洗手，然后上堂到将冠者的席前坐下，亲手将冠者头上包发的帛扶正，然后起身，从西阶走下一级台阶，从有司手中接过缁布冠，走到将冠者席前，先端正其容仪，然后致祝辞说：‘月份和时日都很吉祥，现在开始为你加冠。抛弃你的童稚之心，慎养你的成人之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祝毕，亲手为他戴上缁布冠。接着由助手为冠者系好冠缨。冠者进房，脱去采衣，换上与缁布冠配套的玄端服出房，面朝南，向来宾展示。

二加、三加之礼的仪节与此基本相同，只是第二次加冠时，正宾要从西阶走下两级台阶；第三次加冠时要走下三级台阶，因为捧持皮弁和爵弁的有司站在不同的位置。此外，每次加冠的祝辞略有变化，但意思相同，无非是勉励加冠者抛弃幼小嬉戏惰慢之心，而树立进德修业之志。这是前辈对冠者的衷心祝愿，是成年教育的重要内容。祝辞之后，冠者都要应答。每次加冠之后，冠者都要进房换上相应的服装，然后出房，向来宾展示。

不难发现，冠礼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行容体、颜色、辞令的教育，内中有很深的含义。《冠义》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人懂得礼仪，而礼仪是以容貌端正、神色庄敬、辞令恭顺为基础的。要责以成人之礼，首先要从容体、颜色、辞令的教育开始，惟其如此，赞者、正宾才不厌其烦地为之梳理头发、扶正帛巾，并且让他展示体貌。《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正是这个意思。刘向在《说苑》中说，冠礼的意义在于‘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是‘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又引孔子的话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可谓深得其旨。

三加之礼完成后，举行醴冠者的仪式。冠者的席位在堂上的室门之西，正宾向冠者敬醴酒，并致祝辞：‘甘美的醴酒醇厚，上好的脯醢芳香。请下拜受觯，祭献脯醢和醴酒，以奠定你的福祥。承受那上天的美福，长寿之年犹不忘怀。‘冠者按照规定的礼节饮酒，然后起身离席，为冠礼圆满完成而拜谢正宾，正宾答拜还礼。

四、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古人有姓、有名，还有字，如杜甫姓杜、名甫，字子美。诸葛亮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据《礼记；内则》记载，上古时代，子孩生下来三个月，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咳（hai）而名之‘，意思是拉着孩子的右手，用食指轻挠他的下巴，为之取名。二十年之后，当孩子长大成人，则要在冠礼上由正宾再为他取一个表字。

在姓名之外取表字，为了表示对父亲所起之名的敬重。在古代的社会交往中，只有长辈对晚辈或者尊者对卑者可以直呼其名。平辈之间、晚辈对长辈则要以字相称，以示尊敬，否则就是失礼。也就是说，‘字‘是成人交际时使用的，所以《冠义》说：‘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正宾为冠者取字有严格的仪式。正宾从西阶下堂，站在正对西序之处，面朝东。主人从东阶下堂，站在正对东序之处，面朝东。冠者站在西阶下的东侧，面朝南。正宾为冠者取表字，并致祝辞：‘礼仪已经齐备，在此良月吉日，宣布你的表字。你的表字无比美好，宜为英俊的男士所有。适宜就有福佑，愿你永远保有。你的表字就叫‘伯某甫‘。‘周代的表字，首字表示排行，用伯、仲、叔、季表示，视情况而定；末字‘甫‘，或作‘父‘，是对男子的尊称；中间的‘字‘，一般与名的字义有联系，如孔丘，字仲尼父，仲是排行，尼与丘对应，丘是山丘，尼是尼山，是孔子出生的地方。末一字可以省略，所以孔子的字通常可以称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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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众已经很少有人再取字，但在海外华人区，以及韩国、日本等汉文化圈的文化人中，依然流行取字的风气。

五、以成人之礼见尊者、长者

冠礼完毕，冠者要拜见有关的尊长。先从西阶下堂，折而东行，出廷院的东墙，面朝北，拜见在这里等候的母亲，并献上干肉，以表敬意。母亲拜受后准备离去，冠者拜送，母亲又拜。这一过程中，作为儿子的冠者只对母亲拜一次，而母亲却拜了两次，这是上古时代妇人对成年男子的拜法，称为‘侠拜‘，这一礼节如今在我国已经失传，但在韩国依然保留着。

冠者又去见站在堂下的亲戚。亲戚向冠者行再拜之礼，冠者答拜还礼。然后出庙门、进寝门，去见姑姑和姐姐，仪节与见母亲一样。冠者拜见母亲、兄弟等，是表示在家中从此以成人之礼相见，所以《冠义》说：‘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

冠者回家脱去爵弁服，换上玄冠、玄端和雀色的蔽膝，手执一只雉，前往拜见国君。见面时，要将雉放在地上，不能亲手交给国君，因为亲手授受是尊者与尊者之间的礼节。礼毕，再执雉分别去拜见卿大夫和乡先生。所谓‘乡先生‘，是指退休还乡的卿大夫。这是冠者首次以成人的身份拜见国君、乡大夫、乡先生，所以《冠义》说：‘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

冠者拜会尊长完毕，主人用醴酒酬谢正宾，用的是一献之礼。所谓‘一献之礼‘，包括献、酢、酬，即主人先向宾敬酒（献），宾用酒回敬主人（酢），主人先自饮、然后斟酒再敬主人（酬）。为了表示对正宾的感谢，主人以五匹帛和两张鹿皮相赠。冠礼至此结束，正宾告辞，主人送到门外，再拜，并派人将盛有牲肉的礼俎送到正宾的家中。

乡大夫、乡先生接见冠者时，要对冠者有所教诲。如何教诲，《士冠礼》未曾提及。所幸者，《国语；晋语》对赵文子行冠礼后往见诸卿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弥补《士冠礼》的阙失。赵文子先去见栾武子（栾书），武子说：‘我曾与你的父亲赵朔共过事，他这人有些华而不实，希望你今后注重务实。‘又去见范文子（范燮），文子说：‘从今以后你要懂得戒惧。有贤德的人，在恩宠加身时总是更加谨慎，只有德行不足的人才会因恩宠而骄奢。‘又去见韩献子（韩厥），献子说：‘记住！你成年之初就应该向善，要不断地由善进入更善的境界，这样，不善就无法靠近你了。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能向善，不断由不善进入到更加不善的地步，那么，善就与你无缘了。犹如草木的生长，事物总是依类相从的。人之有冠，好比宫室之有墙屋，要勤加修整。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又去见智武子（荀罃），武子说：‘孩子要记住：你曾祖赵成子的文采，祖父赵宣子的忠诚，难道可以忘怀吗！孩子要记住：有赵宣子的忠诚，再加上赵成子的文采，侍奉国君就没有不成功的。‘最后去见张孟，先把前面几位的教导叙说了一遍，张孟说：‘他们说得太好了！如果你听从栾书的话，就可以达到范燮所教导的境界，就可以弘扬韩厥的告诫，将来就可以成就圆满。如果你牢记智罃说的道理就好了。这都是先王的阴德在滋润你啊！‘冠礼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

六、古代社会中的冠礼

周代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位的帝王去世，嫡长子无论年纪长幼，都可以即位。但是，只要即位的新王没有成年，就不能执掌朝纲。例如，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在襁褓之中，虽然入承大统，但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只能由周公摄政。直到成王成年之后，周公才返政于成王。原因很简单，未成年者不具备南面之资。又如赢政十三岁就即秦王之位，据《史记；始皇本纪》，直到九年后的四月巳酉，也就是二十二岁时，才‘冠，带剑‘，开始亲政。可见，对于帝王而言，冠礼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如此，一般的士人如果没有行冠礼，也不得担任重要官职。据《后汉书；周防传》，周防十六岁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椽史试经，见周防‘尤能诵读‘，欲拜为守丞。周防因尚未行冠礼，不能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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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对于帝王的冠礼非常重视。据《汉书；惠帝本纪》，汉惠帝行冠礼时，曾经宣布‘赦天下‘，这是历史上因帝王行冠礼而大赦天下的开始。其后，又有因太子行冠礼而赐民以爵位的，据《汉书；景帝本纪》，景帝后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又据《

汉书；昭帝本纪》，元凤四年，昭帝加冠，‘赐诸侯王、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颇似普天同庆的节日。

为了与臣下的冠礼相区别，汉昭帝的冠礼还专门撰作了冠辞。据《博物记》（《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所记，其冠辞为：‘陛下摛显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邦域，秉率百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冲孺之幼志，蕴积文武之就德，肃勤高祖之清庙，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与天无极。‘这是后世帝王另撰冠辞之始。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次子马防，在肃宗时担任过卫尉，其子马钜常跟从左右。据《后汉书；马防传》，肃宗六年正月，马钜年及冠龄，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至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可惜，史书中皇帝亲临臣子冠礼的记载仅此一见。

从南北朝到隋唐，冠礼一度废而不行。柳宗元在答韦中立的书信中谈到，‘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说当时有一位名叫孙昌引的人，‘独发愤行之‘，冠礼毕，仿当年赵文子见栾书等的故事，次日上朝，希望众卿士能对他有所教导。到外廷后，孙氏荐笏对卿士说：‘某子冠毕。‘不料众卿士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说：‘这与我有何相干？‘文武大臣哄然大笑。可见，朝廷的大臣已不知冠礼为何物。

从唐到宋，‘品官冠礼悉仿士礼而增益，至于冠制，则一品至五品，三加一律用冕。六品而下，三加用爵弁‘。（《明集礼》）可知唐宋时代曾在品官中实行过冠礼，按照品阶高下，加不同的冠。

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层面的强烈冲击，造成固有文化的迅速流失，主张要在全社会推行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司马光痛心疾首地说：‘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巳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朱子家礼》引）认为废除冠礼，使得人情轻薄，自幼至长不知成人之道，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司马光在他的《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规定: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为了顺应时变，司马光将《仪礼》的《士冠礼》加以简化，使之易于为大众掌握。此外，还根据当时的生活习俗，将三加之冠作了变通：初加巾，次加帽，三加幞头。《朱子家礼》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但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其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