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五章 （混混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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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经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算旧账。现在看到**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的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和**中央的热烈欢迎，**再次郑重代表**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特殊时期”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特殊时期期间，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左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愤然离席而去，苏静与另一派于台上。而将军则泰然处之，也带另一派代表离席，独留下一张空空的讲台，顿时会场大乱。僵持不久，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强将会开完。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但苏静将军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保护余秋里在内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手下工作，和**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被**误伤，当时就是苏静将**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解放后，苏静家离**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说：“你们不懂，解放后与战争年代不一样，地位悬殊的多，我有直接领导，到他那里去，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关系，别人怎么领导我嘛，再说林总很忙，就不好打扰他了”恐怕这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家中串门的**死党以及**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却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在“九一三事件”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经查证，情况完全属实。

为了整倒苏静，**等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的关系最密切！”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苏静将军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和谈，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