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七章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自九岁开始至十五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ou背，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离sāo》，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xiǎo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yin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xiǎo窃。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chou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xiǎo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xiǎo说。为了证实xiǎo说里的事实，他又mi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顺序上，也是跟着iǎo说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接着读《汉书》、《后汉书》、《唐书》、《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书》、《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一九二零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一九二一年参与组织广州iǎo组，同年七月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二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fu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fu实业部长等职。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一九二七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一九二七年与汪jing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与汪jing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评论》。一九三一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fu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十一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一九三八年随汪jing卫叛国投敌。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fu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四年汪jing卫死后，任伪国民政fu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fu。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fu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连自己本国的战犯都无法保护，更别提保护陈公博了。只能将其jiāo出。陈被押回中国，jiāo由军统看管。一九四六年四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四月十二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六月三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xiǎo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huā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陈公博生于广州北mén的一个官宦之家。一九一七年，他从广州法政专mén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cháo的冲击和洗礼un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一九二零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一九二零年十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cháo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cháo。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cháo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一九二零年十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一九二零年十二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fu主义者建立了“无政fu主义的**”。一九二一年三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理论知识的**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fu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七月三十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sāo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以参加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的正确xing产生怀疑和困huo，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huo”之际，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发动叛luàn，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到国外留学。

一九二五年四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由于汪jing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国民政fu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jing卫提携密切相关。

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fu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又兼任外jiāo部湖北省jiāo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fu大权。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fu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ji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fu中的显赫要人。一九二七年四月，汪jing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fu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jing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政变后，同年七月汪jing卫在武汉“分共”，轰轰烈烈的大**失败了。武汉国民政fu**后，陈公博随汪jing卫到南京，企图“宁汉合流”。他们联合南京国民政fu中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bi蒋下野，但在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与桂系、西山会议派闹翻，汪jing卫被迫返回武汉，在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则作为汪的代表南下广州与张发奎结合，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特别委员会”相抗衡。一九二七年十月，唐生智的军队被桂系击败，汪jing卫不得不逃到广州与陈公博会合。为了对付桂系和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蒋、汪又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著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jing卫和陈公博赶下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一九二八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在一些粤方委员的组织之下，出版了几十种刊物，大做宣传。陈公博还创办了《**评论》杂志。在这个刊物上，陈公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希望恢复孙中山“十三条改组jing神”。一时间，陈公博大出风头，吸引了相当一批在大**中mi失了政治方向的青年。陈公博在上海还发动创办了大陆大学，为“改组派”宣传主张，培养干部。

陈公博所鼓吹的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评论》和大陆大学先后被封，但它们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形成，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一九二八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jing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hun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huā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jiāo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一九三六年二月，汪jing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jing卫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