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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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六章

而左权牺牲后，当时曾经和左权多年的**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紧箍咒”与左权的牺牲有关。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三猛将军”当着刘志兰的面，一口气写下了“悼左权同志”的抒情长诗：

“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坠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者啊’一九三二年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樟洲，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在五次‘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你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记得吧？亲爱的同志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

这些句子，生动记述了左权、**这对青年将领并肩战斗的岁月。**以“凌霄”的笔名将其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上。

所以说左权当时的牺牲可以说相当的让人觉得相当可惜的事情，现在在黄埔的毕业生中，已经因为王明那个时候的政策让许继慎给牺牲了，所以张心一定要避免左权再次重蹈覆辙。

如果说在左权牺牲的问题上面，当时的中央还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话，而皖南事变最后的发生这就是可说要承担直接的责任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八月二十八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九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