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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正统年间,由于吏治的腐败,大量的自耕农因生活所迫变卖土地。虽然土地没有了,但是相关的赋役却还挂在他们身上。明朝普通农户的赋役大头不是粮赋而是徭役,徭役是按户征而不是按土地来征。本来田地没了一家吃饭都是问题,现在壮丁还得无偿去出徭役那还不得全家饿死。于是逃亡就成了这些破产农民的必然选择。
对于逃亡的军户、农户来说(这类逃亡明朝叫“逃户”),逃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这个时候荆襄地区就成了乐土,因为朝廷的封禁,荆襄地区有大量的无主沃土可供耕种,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没有户籍管理也没有土地管理,不用缴税服役。对于明朝的平民来说,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
但是朝廷是不能容忍的,首先擅入封禁地区要驱赶,其次逃户的人必须抓捕回去,不然长此以往谁给朝廷当兵,谁向朝廷缴纳赋役?面对官府的抓剿,这些流民要么逃入深山躲避,要么抱团对抗官府差役。部分流民抱团之后就不再只对抗抓捕,也开始抢劫荆襄周边地区的大户人家。荆襄地区由此慢慢变乱。
现在的大藤峡也是这样而在发展壮大中,而当时的荆襄地区已经聚集了几十万流民,宪宗继位时,地方官员已经没有办法清理了,纷纷上疏朝廷,请求朝廷尽快治理,迟则会导致民变。在成化元年三月,宪宗任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
当时王恕也不想用杀戮驱赶的方式,招抚主要方式就是发放口粮,然后逼迫流民返回原籍。这明显没有作用,因为流民回到原籍之后难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就算是回去也很快再次成为流民。
王恕刚接到任命,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于是王恕停职回家治丧两个月(原本申请丁忧守制,被宪宗夺情),就是这两个月荆襄的局势再度恶化。地方官府并不愿意招抚流民(受被劫掠的地方大户的影响),将所有流民都视为“贼人”,一味地发兵捕“贼”,流民怎么肯束手就擒?于是对抗和反叛之火越烧越烈。
此后几个月王恕再想招抚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以刘通为首的乱民已聚集了四万多少人,刘通自称“汉王”,建立“大汉”,改元“德胜”正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这也意味着,朝廷最初的招抚政策失败了。
直到成化二年十一月,叛乱是平定了,但是荆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几十万流民聚集在荆襄地区,应该怎么处理呢?朝廷一番讨论之后认为,荆襄之所以形成大乱,是因为朝廷此地区力量不足,武力镇压不及时以至于养虎为患。
刘通、石龙的叛乱平定没几年,由于旱灾,中原地区的流民不顾朝廷禁令,又开始流向荆襄地区。到了成化四年,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已有三十多万。面对形势,朝廷还是老办法。
星如斗转,时间到了目前的大藤峡地区,朝廷还是采取当年荆襄地区的老办法对对付大藤峡瑶寨及流民,章子俊回顾着当年朝廷对付荆襄流民的策略,只能摇头叹息,朝堂上不乏智者,官位职卑说不上话。就说当时朝廷的一些官员也开始意识到深层次的原因,例如礼科给事中张宾上奏指出,荆襄流民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原籍遭受灾害后,官府并未及时豁免他们的赋役。与其在荆襄这个地方堵,不如在各地减少流民数。
张宾的建议姑且不论朝廷是否接受以及执行情况,建议最多也只能解决流民汇入的问题。可是当前在荆襄的百万流民怎么处理呢?最后朝廷大概是两种意见,主流就是抚治遣返流民,同时准备大军以应对不臣。另一种意见比较小众,知县陈文伟为代表。他认为朝廷不必花钱进剿,倒不如在此处划定新的州县,将这些流民就地重新附籍。
陈文伟的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章子俊支持,这样流民可安居乐业,也可以为朝廷增加税赋。而且这些流民把地占了,后面的流民见无地,自然不会再来了。这可谓是治世良方了,但不知是囿于祖制,还是人微言轻,朝廷并未重视还是用过去的办法,禁入加遣返。无奈当初章子俊的官位只是一个庐州知府起不到作用。
目前的大藤峡地区跟荆襄流民又有所不同,十万大山中生活着众多的坐地户瑶民,而流民的大批涌入只是其中的一小半,禁入加遣返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了,章子俊只才又想到了当年知县陈文伟的上言,重新附籍的法子,对于这样的“国策”,章子俊是没有权力行使的,只有上疏朝廷晓明厉害,拿出方案出来才行,朝廷能不能同意就看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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