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七章 理学之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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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章子俊被安排在客房，孔府的客房分为三等，一般办事留宿的差官在二门右厢房内。接待朝廷官员的客房在二堂西伴官厅左边一个园落内，里面就是一个四合院一样的布局，分为九个单间。京城来的重要官员在三堂西边有单独的好几个小园子。可是被章子俊谢绝了，说是这一次来，船上还有家眷及结伴而来的同僚，就不住客房了，明日一早行船回庐州，预先道个别。反正吃也吃了，看也看了，话也带到了，不想在这种地方耽误时日，可有人不这么想，此时的陈献章也是刚用过饭，可没有章子俊的待遇，在二堂伴官厅吃的普通饭食，一下午在听老学究李敏轩的“教诲”，很是郁闷，早知道就不来了，李敏轩是程朱理学的捍卫者，容不得半点辩驳。

常说的“宋明理学”，其实是由“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部分组成。因为“程朱理学”在元朝、清朝这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政权时代曾经得到了官方统治阶层的大力推崇，因此在清末民初时代，程朱理学曾经被一大批学人严厉批判为君主的帮凶学问。

而同样为“宋明理学”范畴的陆王心学却得到了清末民初的许多学人的青睐，其中，尤其是明朝王阳明心学得到了许多近代学人的推崇，王阳明学说甚至得到了民国时代一大批官方官员的青睐。

对于这些争论，章子俊是很明白的，可此时的陈献章心属“陆王心学”，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江西金溪人，宋乾道八年进士。由于陆九渊与朱熹同辈，又参与过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讲学活动，再加之生前曾与朱熹进行过闻名文人领域的“鹅湖辩论”，因此，南宋时代，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度有“朱陆”之称。

陆九渊通过一系列反诘的方式而严厉批判了程朱理学创立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甚至讥讽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的理论渊源虽是《乐记》，却在于儒者误读了老子之说。最后，陆九渊提示自己的“正道”之说，曰：“动容周旋，中礼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后。言语必信，非以正行，才有正其行之心。”

对于陆九渊的“中周正心”之说，陈献章也有许多疑问，陆九渊与朱熹一样，也十分笃信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和刘牧的“河图洛书”之说，唯一的区别是，陆九渊不像朱熹那样笃信二程，他甚至对二程的一些学术思想有严厉的批判。由此可见，说陆九渊的学术渊源是佛学，是说不通的！

陈献章主张“静中养出端倪”，看重“静”的工夫，因为“静”即不累于物，不溺于俗。“静”可以去扰，“静”能平心气，“静”中有思，“静”中有悟，“静”中能养出“端倪”。何谓端倪？“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这“端倪”能意会到，但还真不好说出来，它实际是对“道”的一种体验式的理解，这是一种直觉思维，也是一种道德实践的体验?虚明静一者为之主”表明“心”具有主体、主宰的意义。心的主体、主宰意义表现在心与身、心与事、心与理等的关系中。心与事合，心与理合，形成了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内与外合一关系。心与理、心与事、心与形虽然是合一的，但心对于理、事、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具有核心价值。天地万事万物因心而存在，因心而具有价值。这样就否定了“中周正心”中的许多学说，更别说“程朱理学”了。

对于这样的观点，还得等到几十年后王守仁来发扬，王守仁字阳明，又称王阳明，对于陈献章的主张也不尽然，秉承发展于陆九渊，开创了“阳明心学”，王阳明的学说：讲心、讲性、讲良知、讲仁、讲诚、讲修齐治平、万物一体等，其实这些都是与孔孟儒学存在一定联系的，其思想体系与基本框架，与孔孟儒学几乎无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反对程朱理学，这一点又跟陈献章主张吻合，而此时的王守仁还在襁褓中。

在章子俊看来，不管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利于统治阶级，都是对孔孟，董仲舒等儒学的发展，承认理的存在都是唯心主义思想，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同点：程朱成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的方法来把握理，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发明本心”以求理的方法。

总之，王明阳心学的出现，是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促使了思想文化的进步。

陈献章跟孔府中的老学究李敏轩发生冲突，事情闹的有点大了，李敏轩提议明日在孔庙学府开经辨。孔府中有五经博士、学士、儒家大学专注于发扬儒学，维护孔子学说，研究经世之道。居住在孔庙周围的这些隐士都是这些人的门客，称为孔府儒生。

章子俊很头痛，要是知道将来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统统会被历史的潮流而抛弃，也不用等到将来，到了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就被否定了，用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是，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反对封建君主制度，提倡法治，同时也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倡导发展商业！

如果此时章子俊拿出黄宗羲的这一套学说主张出来，肯定被喷的狗血淋头，黄宗羲认为君主一人执政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大因素，提倡法治，反对一人独治，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当前的君主制就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个坑啊，而且还是个大坑，正因为是个坑，在和陈献章结识后，这一路上陈献章是滔滔不绝地跟章子俊“灌输”心学理念。而章子俊拍手叫好，这一下让陈献章跟章子俊有了共同的话题，可是在章子俊看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谈不上“改天换地”，而黄宗羲的才是思想进步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