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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江右各有难处,只看治政之人的手段而已,李靖算是先行了一步,谁让人家是皇帝的老丈人呢,做起事来就不用顾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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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回京述职的张伦,薛万彻,张士贵三位大将军入宫见驾。
这时密集的小朝会已经被李破停了下来,六月初一的大朝上面,李破诏人宣布了一次阶段性的成果。
涉及到的是税赋和田亩分配的问题,这个已是商量的差不多了,给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许多优惠政策,轻徭薄赋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主要是想吸引人到那里去定居。
早年北齐的河北,山东军事集团已然成了昨日黄花,许多鼎鼎大名的豪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剩下小猫两三只,也只苟延残喘罢了。
其中一部分人要么逃往了江南,要么到了关西,晋地其实也收容了一些,根基已毁,当年故事风流云散,不复见矣。
再来的大部分就都是移民,现在的情况则是,裁汰下来的诸侯降军成为了移民的第一批,散落在各处,激不起多少浪花。
官府则在积极的重定户籍,恢复生产,今年因为战事结束的早,所以还能指望一下秋收,惠民之策在六月间定下来,秋收时农人的负担就能再轻一些。
大朝过后,李破也不打算再盯着户部不放,把重任交给了尚书省,到了一定阶段,再由尚书省递上呈文,由中书,门下复核,交到他这里的就简单多了。
追着臣下们踢屁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李破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正好此时刑部尚书杨恭仁上请重定唐典,李破顺水推舟,交给了中书令萧禹来主持,三省皆要有人参与。
其实还是在隋典基础之上来完成,按照杨恭仁的建议,参照的是隋初的律典,因为到了开皇中期,前隋国力渐盛,那时修订的隋典很多规条都不适合现在的大唐。
而到了杨坚晚年,猜忌功臣,又要防止各种反对势力的反扑,律法于是变得严厉了起来。
大业年间就不用说了,杨广太过急躁,修订起隋典来很是随意,而且没完没了,杨广关心好像只是俺修订了隋典,并不关心到底修了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参照价值。
李破让王泽等人在晋阳修订刑律时,参照的则是开皇中期的律法,宽严并济,一条条捋下去,已经是一部非常完善的古代律法了。
至于刑律中产生的那些漏洞,并不值得去追究,因为以当世的人口数量,以及人们的局限,不会产生太多过于复杂的纠纷和案情。
比如说两人打架,没有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之下,根本不会报到官府,更不会产生是自卫还是互殴的辩论。
还比如说,你如果头顶有点绿,完全可以操刀过去杀了奸夫,官府将不与追究,如果你杀的是乡中恶霸,众人相护之下,也有很大可能逃脱罪责,也就说当世律法有很强的主观性。
反过来说,乡中豪望会很占便宜,如果与官员勾结,完全可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不受惩罚。
当然了,后来占据资源多的人也是占尽便宜,就不用指望当世的法律能约束住贵族阶层了。
能够约束住他们的其实是名声,信誉这些无行的枷锁,让世族们不敢做的太过,律法对他们而言,多数时候只是控制百姓的工具而已。
中原王朝的刑法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礼,法并用,而且礼在法前,上层知礼,下层守法,就是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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