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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家一向重运气学说,他主持编修的《圣济总录》,便要置运气于卷首。重和元年,官家以《黄帝内经》为试,取五运六气,出制策问如何“财成其道,使之适平?”
是次,郓王以下七百八十三人赐及第出身。只是那年考官取的状元却是郓王,为免世人议论,官家不欲令郓王尊魁,就以榜眼王昂代为状元郎。
宣和三年,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制策言变法诸事,而求之于道。问“损益、革新”诸务。是次得何涣以下六百三十人,赐及第出身。”
秘书监著作郎宋应辰对大宋科举的内幕事情,果然门清。
听着他慢腾腾讲述重和、宣和年间的科举试题分析。安宁半眯缝着眼睛想着,重和元年的科举制策,却是曾经逼反过梁山泊的城西括田所的源头所在?
政和初年,内侍杨戬在汝州置稻田务,本来是个查验地方豪强鲸吞土地,括捡荒田的营生。宣和初年,继任的内侍李彦又将后苑作﹑营缮所的公田一一并入,改名西城所。
因为这中间的奥妙实在太多,于是西城所渐及于京畿﹑京东﹑河北等路。括取天荒﹑逃田﹑废堤﹑弃堰﹑退滩﹑淤地﹑湖泊等“无主”之地,再交给百姓承佃。
所谓无主之地,就是你拿不出地契的土地便算无主之地,要收归内府所有。所谓承佃,就是先贷给你“青禾钱”,然后秋后俺来收“公田钱”,田亩税赋、青苗本息一并收纳。
赵佶这样做的目的,其一是想要抑制那些地方豪强们胡乱圈战土地的冲动,使贫者无立足之地。其二却是真要有地方的荒地时,也能安排人捡起来耕作,不要闲散撂荒了土地。
“过者抑之,不及者举之。”就是这么个意思而已。应该说,赵佶的确出于善意。然而赵佶是个艺术家,他很忙的。所以那些青禾钱,究竟给了谁,赵佶无暇去关注。
但是对于地方的胥吏们而言,这个制策的诱惑和漏洞就太大了。甚至后来,一切民间良田都要指为天荒。到了那个时候,往往一县之地,都会被他们“括田”起来。
而对于京东﹑河北的地方豪强而言,当初自己家怎么圈占了这些地,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如今就是俺家的地,这都耕作百十年了,怎能因为一纸地契缺失就要变成官家的?
燕赵多豪杰啊!地方纷纷以公田法克剥太甚,盗匪蜂拥而起,宋江就是那时候起事的。
赵佶从未认真思考过,要干成这种事,那一定要做到组织严密,舆论充足。最重要的是,一定、一定要有大军在旁边看场子的!怎么可能靠几个胥吏、内侍去摆平?
赵佶的科举制策所问,也只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使财成其道,辅相其宜,而和同无间的大道?但是到了下面太监、胥吏手的里,就变成了他们强取豪夺,灭门破产的发财盛宴!
以后海州的地盘大了,这些事也要特别小心才对。说到底,还是吏治、监督的问题。
其一就是要不断整风,树立好的吏治风气。
其二就是监督,层层监督,往死里监督才行。
宣和三年的时候,赵佶显然也察觉了吏治的问题,他不但看到旧法的危害,也看到新法的不足。眼看大宋乱象频出,所以他才急着思考如何去修补新法,因革损益的办法。
“故庠序之教虽广,而士风凋丧。理财之术益多,而国用匮乏。务农重谷,而饥馑荐臻。禁奸戢暴,而盗贼多有。
比诏有司,稍抑浮伪,事有弗利于时,弗便于民者,一切更张之,悉遵熙、丰之旧矣。
盖可则因,否则革,权时之宜也,揆之于道,固无损益。然当务之为急,则因革损益,其在今日乎?”
原来,特喵的赵佶也是个乌鸦嘴啊?就在这次科举后,东南大乱、北伐惨败,大宋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入深渊,而赵佶却束手无策?
嗯嗯,所以海州特区的默许存在,便是他的“权时之宜也”?
这倒是意外的便宜。不过赵佶画出来的底线也很清楚,“揆之于道,固无损益”。不能扯旗子吃他的早饭,更不能损了他的利益、掏他的钱包?
切!金国人可不管这些,过两年老赵你就知道了。还钱包呢?底子裤都被人扒走啦。
如果单纯说赵佶的见识,其实很超前。他认为天下大道是一定的,但是不同时期却要有不同应对法子。什么五气六运七星八极,那些都是大道的表象,这都是宗师级别的学问。
不过这些题目?安宁总觉得怪怪的的感觉。这是不想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满怀忠义信念的儒家学子出头入仕的意思?
难怪后世儒家,会那样痛恨、作践他赵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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