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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局的北边是澡堂,名字叫“逸仙堂”。./在服装店北边——和“逸仙堂”隔街相对的是一个剧院,名字叫“洪流剧院”,在门市部的东边是一个饭店——这是水涟县最大的饭店,名字叫“客再来饭店”,饭店的东边是一家旅社,名字叫“青春旅社”。
聂经理先后找来了案发当晚值班的四个人。
下面是郑峰和四个人的谈话记录。
案发之后,童子强和蒲森林已经找着四个值班人谈过话。
郑峰找四个人了解情况,是有考虑的,在“72。3。16”案和“72。3。27”案的规程中,同志们和曹德民、刘茂才、杨树理、夏老师、谢木匠的谈话就有若干次,每次的谈话内容都不尽相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和杨树理的数次谈话,杨树理就不可能想起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号下午遇到赵一儒的事情;如果没有和曹德民的多次接触,曹德民和薛秀兰就不会想到谢迎华。由于谈话的时间,条件和背景不同,当事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前后两份谈话记录,信息可能会全面一些。
当然,郑峰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案子有三种可能,一时内部作案,二是外部作案,三是内外勾结,犯罪分子对内部的情况似乎非常熟悉,不能排除内部作案和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所以,凡是和案子有关联——包括有可能和案子有关联的人,都要纳入警方的视线和侦察范围。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起价值一万多块钱的失窃案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错,在现在来看,一万多块钱不算什么,也许就是一件高档皮装的价格。在一九七二年——在文革期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一个工人干五十年才能赚到一万多块钱,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万元户”的说法,这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能有一万块钱的存款,就算是有钱人了。
谈话在聂经理的办公室进行;
第一个走进办公室的是唐文君,此人22岁,是一个插队知青——一九六六八年,唐文君随父母从南京下方到水涟县,一九七二年初,国家落实政策,让唐文君顶母亲的职分在了县百货公司南门市部当营业员。
童子强说,此人曾作为“73。12。8”案的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此人性格内向怪癖,他平时和别人的交流很少,在路上遇见别人,都是被人打招呼,他哼一声——或者点一下头,如果别人不跟他打招呼,他就笑笑,擦肩而过。这种怪异的个性使他在大家面前显得晃眼突兀;第二,此人和门市部的同志接触不多,但社会接触面却比较广,平时到门市部来找他的人比较多,大部分是随父母下放到水涟县的插队知青,由于这个原因,唐文君更加引人注目——并被视为另类;第三,唐文君就是大百货柜台的营业员,他对大百货柜台的很多情况都非常了解——尤其是四十八只进口表的情况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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