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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耳室内,一片忙碌景象。
“钮钟一套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下。”
“甬钟一套5件,位于钮钟东侧。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地面上,未见有木架。”
“甬部与钟体同模铸出,保存基本完好,形制相同,大小不一。”
“每件甬钟的外裴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是包裹入葬。”
“勾鑃一套8件,置于东耳窒后壁,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也是一体铸出的。”
“勾鑃上的铭文,除了统一的“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之外,其下每件还阴刻了“第一”至“第八”的编码,篆文字体工整!”
“刻有第一的勾鑃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
“第八最小,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
陈翰与林雅,庄云鹏他们,正在清点着清理出来的三组青铜编乐。
孔建文和李教授,则在旁边进行记录。
三组青铜编乐的每一件器物大小、形制、特点都记录归档后,李教授合上本子“一会从三组青铜编乐里,各选曲一件,请广东地质局中心实验室的研究员们,进行电子探针分析。”
“确定一下这三组编钟的化学成分,看看制作的合金比例。”
一般来说,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制作青铜器时都要用铜、铅、锡三种金属作为主要原料。
不过到底这三种原料的配比多少,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工坊铸造出来的青铜器都不一样。
这三组青铜编乐的出土,对研究南越国当时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必须好好研究。
“剩下的这些青铜编乐,就分装送到广州博物馆暂存吧。”
李教授指挥着大家,借助工具,将这三组青铜编乐都送出墓室后,便忙不迭的又带着大家回到东耳室里,继续投入清理工作。
东耳室内的情况,比前室好很多。
因为没有填土大量涌入,所以室内的器物清理起来较为方便。
只是半天功夫,这三组青铜编乐就被清理了出来。
而这三组编乐,也只占据了东耳室器物的一小部分而已。
除去这些编乐,东耳室内还有非常多乐器。
只不过非铜类的乐器,保存情况就没那么好了。
象岗这边可能确实不太适合长期保存古墓。
比象岗早了几百年的战国曾侯乙墓里,同样出土了一大批乐器,有木质的也有铜制的,保存的情况都非常的完好。
可是象岗南越国墓里,只要是和木头沾边的东西,都严重腐朽了,基本无法保存。
陈翰在甬钟旁,就发现了四个铜瑟枘(rui)。
一瑟四枘,可以确定这应该是一把瑟的配件。
瑟的起源十分久远,是我国最早的弹弦乐器之一。
《诗经·小雅》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土女。”
这是见于古籍最早的记载,说明瑟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到了先秦时期,便极为盛行,汉代亦流行很广,南北朝时常用于相和歌伴奏,唐时应用也颇多。
只是古瑟至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失传了。
唐宋以来文献所载和历代宫廷所用的瑟,与古瑟在形制、张弦、调弦法诸方面已有较大的差异,是后人按照先人典籍,然后再仿制出来的。
先秦时期的瑟乐谱,也更是已经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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