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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本书是古籍,但是古籍的印刷有很多避讳。
既然是古籍,一些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取巧的办法,来鉴定这套书的印刷年代。
那就是看这本书里面,到底是避讳了哪些皇帝的名字。
所以,现在首先要考据文中的避讳字,这个可就要好好推敲。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五有如此表述:“本朝著令,分名讳为二: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
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宋版书里常见到的,遇到当时国君的名字,就用四个小字“今上御名”避讳。
也幸亏陈文哲的记忆很好,要不然,他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报道,还真记不住当时是怎么鉴定的,最起码,一般人是不会对这些细节,进行记忆的。
可陈文哲不同,他喜欢做鉴定,而鉴定可以得到成就值。
所以,只要是跟鉴定相关的信息,他都会特别记忆。
现在,只是稍微想一下,他就记起来
比如,这本礼部韵略之中,“恒”字右半边缺墨笔。
这显然是回避北宋真宗赵恒的讳,说明那一套书刻印的时间,当在仁宗一朝或稍后。
而仁宗赵祯一名,在书中也未曾遇到。
这就透露出“祯”字是回避的,至于仁宗之后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则均未予回避。
进一步证明,此书不会晚于北宋。
根据这样的鉴定方法,陈文哲很快就推定,此书刊刻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也就是1037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之间。
这样的一套书,肯定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
不过,这一推定,肯定要结合此书的材质。
这套书,其开卷为皮纸印造,捣碎桑树皮的外皮依稀可见,这样的特征,肯定会被认定为接近北宋版本的重要特征。
这种方法鉴定,有个讨巧之处,它恰恰是一部考试用书,押韵、避讳,尤为严苛。
如果是之前,对于古代的科举,陈文哲还真不太懂。
但是,这里是长安,恰恰他之前逛过碑林,而在碑林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四书五经!
之前在学习景云钟制作的七天当中,他在梦中也会溜溜号,看看其他方面的记忆,学习一些不同的知识,来放松一下精神。
所以,对于那些记载在隋侯之珠内的古代科举书籍,他也随便看了看。
也就是他记忆力超强,就算随便看看,也记下来了很大的一部分。
现在结合这部礼部韵略,可以发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陈文哲知道,之前发现的那部礼部韵略,可谓是是重大典籍发现!
因为是更早的版本,其内容就越是全面,因为后期印刷的版本,已经是经过多次删减。
这么一套书,能流传下来,可真是不容易,也可以说是幸运。
不仅是鉴定方法有些幸运,就连这部书的命运,也幸运之至。
因为像它这样的考试工具书,朝代一变就作废,没有用了就会扔掉。
现在人们想找一本明代的《三字经》都难上难,居然让这本北宋的《礼部韵略》给流传下来了,这得多大的运气?
当然,运气还远不止于此。
即便在北宋朝,这部关系着无数学子命运的韵律“圣典”,也曾历经数度增减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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