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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太远了。
顾骜闲着没事,就不吝给韩婷深入解读一下。
“你要这么想问题: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其实生产力爆炸式发展是很明显的。如今我国都开放了四年了,形势那么好,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的社会,全球会从一个匮乏的时代,转向一个富足和相对过剩的时代——你没听错,我说的‘相对过剩’,就是Marx说的那个‘相对过剩’。
而可口可乐这样的品牌,代言的是‘廉价美味带来的幸福感’。红牛代言的,是‘你比别人强’带来的幸福感。前者是人和自然的对抗,后者是人和人的对抗。
吃饱喝足的人容易空虚,再想感受到快感,就只有与别人不同,被别人羡慕,在被人面前装逼。物质越富足,空虚的人就越多。”
顾骜说到这里,神思恍惚有些穿越时空,想到了后世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内心忍不住感慨。
他的表情落在韩婷眼里,也引起了微微的共鸣,虽然韩婷的见识还不足以真正理解。
神游之后,顾骜发散性地叹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从国民‘幸福指数’来看,未来15~20年,或许是全民综合幸福度最高的时代了。再往后,人民虽然更有钱、物质更丰富,但说不定总体国民幸福感会下降,人与人之间关系更紧张、戾气大增。
其实,我很不希望红牛代言的‘让空虚痛苦的人赌命求关注、寻找存在感’文化大行其道,但天道趋势摆在那儿,谁也违抗不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将来更有钱了反而不幸福?”韩婷放下了杯子,郑重地问。
顾骜耸耸肩,无奈哂笑:“我在美国念书时,学到了很多课外常识:人类的大脑,其实很贱的,它终究只是一个被生物进化学所奴役的器官罢了。自然界为了让人类不断奋进,千万年来早已让大脑进化成了‘物质享受升级后很快就能适应’的机制。
也就是说,比如一个美国人,今年赚1000美元月薪,明年涨到1500,他可能刚涨薪的前半年,会稍微喜悦一下,沉浸在幸福中。可最多半年后,他会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大脑的保护机制,导致垂体不会再为‘我加薪到1500’这个理由而继续分泌多巴胺了。
再过几年,他涨到月薪2000/3000的时候,每次暴涨后半年,依然会分泌多巴胺,再往后就习惯了,概莫能外。
同样的,一个没吃饱饭的人刚刚吃饱后前半年,他会开心,下一次他就要偶尔能吃肉时,才能开心半年,再下次要到敞开不限量吃肉时才开心半年……在确保活下去后,每一个新增物质享受的增量,只能让你的垂体为之分泌半年多巴胺,然后就习惯了。
存量不重要,增量才重要,没有增量时,月薪5千美元的美国人跟月薪5万美元的美国人,其实物质上活得一样痛苦——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多巴胺分泌量为衡量标准。
如果仅仅是上述的机制在起作用,那么小康实现后,有钱最多是跟没钱一样幸福,至少不会痛苦。可事实是,人一旦满足小康闲下来之后,他的注意力就会多到无处安放。
一个没吃饱饭的人,是没精力去关注他身边的人、有几成比他穷有几成比他富的,也就没空被攀比所苦。他的大脑被饿麻木了。可是一旦吃饱了,她就会找事儿,希望被人关注,希望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并未处于底层,那么矛盾就来了,戾气也大增。
所以从多巴胺的角度来衡量,其实一个最和谐的社会,大约是80%的把精力花完后,能吃饱穿暖,没有剩余精力去嫉妒别人并且生出怨愤。16%的人能吃饱肉、有电视看,然后每当脑子空下来时,就能想起自己是世界的前20%,并心生优越感。
3.5%的人当富豪,不但锦衣玉食,还能买奢侈品,在那16%吃饱肉有闲暇的人面前偶尔显摆一下。最后0.5%的顶层超级精英,则脱离了一切低级趣味,他们钱多得视钱财如粪土,只想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美国人的脑神经科学家早就研究过了,人类只要发现自己处在所能观察到的环境内、前两成的位置,他们就多半会心生满足,分泌多巴胺。
对于穷人而言,闲下来的时候最好就是适当消遣一下体育运动、或者打打牌,把精力耗散掉就够了。如果更闲,他们就会想起自己有多穷,这虽然会刺激他们奋斗,却也会带来痛苦、多巴胺分泌量的压抑。”
顾骜前世来自于过度分享的互联网时代,他虽然赚的是这个钱,却不代表他认同那玩意儿的好处。
他深知很多时候无知等于幸福。90年代末社会的戾气之所以没有2010年代浓重,并不是90年代末的人物质生活好,而是他们没有那么多诱因提醒他们想起自己有多穷。
“原来,美国、曰本这些国家,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按你的说法,他们的社会戾气那么重,极端的人那么多,都是被大众传媒的过度挑拨攀比导致的?”
“很残酷?但真相就是这样。如果有一天让中国人民吃得太饱后,他们迟早也会想方设法变着法儿作的。只要我们还是人类,我们也都是多巴胺的奴隶罢了。有识之士们,充其量不过是比常人更能提醒自己警惕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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