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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唐代太宗因为善待儒门,即使他杀兄逼父也只是说他大义灭亲而已,康熙乾隆离明朝数百年,却没有明朝之鼎盛,却被后世记得其泱泱之功劳,这就是儒门的笔伐言诛,可见其之可怕,中国不怕任何敌人,就怕从中的思想败坏。
而岳麓书院在以前的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从这些看来,岳麓书院的思想当时就已经超出了其他三大书院之外,就好似到现在都没有确定的北大校训一样。
北大盛传的校训有两个,第一是为人所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第二个便是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没有校训或许是一个遗憾,但是,作为北大,没有校训,却充分的体现了个人发展空间,或许你可以选择格物致知,也可以选择修身齐家,更可以选择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北大的精神所在,如果硬是要给一个校训,那就是解放思想,与当初孔子的大道至简,让后人不要去复制,而是用自己的实践去反驳是何其的相似,一个只能复制的北大,绝对不是中华民族之福,更多的是解放思想,勇于去创新。
圣人留下圣言就是让后人去打破,去创新,去破而后立,也许这就是圣人真正的思想,而现在的引领中华民族学术的儒门好似早就失去了这些,从儒家主事者张羽,在到现在的孙思成,哪一个不是固守己见,他们从未想过去突破这些条条框框,为自己的思想迎来一次解放。
他们只是把圣人当成神,当成天地一般的存在,去供奉着,成了忽悠人的本钱,但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忽悠别人,首先忽悠的就是自己,他们所走的路,永远都是复制,照本宣科,而不是解放创新,圣人的东西都让他们给糟践了,最可怕的是他们还引领的学术,让所有人都跟着他们去做。
书院的伟大之处,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
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而这一切就在于两个字突破,在简单点,就是解放,在说简单点,就是正与反。
让人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圣人的道理,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简单的概括就是永远也不落后,所以那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您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句自夸之词,而是真正的相形宜章。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湘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湘南人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的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生不逢时,奈何奈何。”岳麓书院再次迎来了盛会,但却不在如往日一般,开明,解放,完全是一群利益家,在为自己盘算的会议,算不上所谓的论讨,因为这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一旁的一个中年人看着眼前的岳麓书院,看着那副楹联深深的低下了头,他的嘴上只是连连的感慨与叹息……………..
ps:刚坐车回老家,这几天不顺啊,哎,现在头昏脑胀,赶出来一章,二十号回去,恢复更新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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