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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四年春天,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并一把火焚之,就因为他地主而且恶霸,横行乡里,豪门加之劣绅,作恶多端。
加之子弟不法,胡作非为,家人仗势,狐假虎威,劣迹丑行,贻祸家乡。
老百姓积怨之深,民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奈何他身居高位,官官相护,奈何他财大气粗,爪牙众多,只好任其横行。
但这年春天,由于他强纳民女,采阴补阳,拘押民妇,剥裈捣阴,出了人命案,遂遭遇这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
在中国文人中间,为独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一份。
围攻民众,成千上万,四乡八里,啸聚而来,焚其屋舍,毁其资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
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
董其昌的文名虽甚,但不敌其秽名更大,是其一生中最大尴尬。
能把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逼到这个份上,这位仁兄的人渣程度有多高,便可想而知了。
到了清朝,撰《明史》的张廷玉,下笔这位极富争议的前朝人物,是如实道来,还是隐恶扬善,大概颇费周章。
作为识时度世、老道精明的官僚,作为极其聪明、极会来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说这件事,又不能直说这件事,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
第一,众意难违,董其昌的书法、绘画、题签,在其健在时,便奇货可居,人皆宝之,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
第二,圣眷甚隆,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赞誉备至、朝夕临摹,得其精神,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
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据实直书其臭其丑,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
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譬如其尊师恤老、仗义行事:“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
譬如其教授东宫,敢于直言:“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皇长子每目属之。(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
譬如其天启年间,“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列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于笔断”。
这些论述都收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
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为此书作序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
所以,清廷修《四库全书》,因此书多有触犯清政权的忌讳,而被列为禁书。
这便是董其昌光鲜的一面了,“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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