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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茂为了刷声望,加上蛰伏太久,静极思动,纠集了数十家不满检籍的士族主动找徐佑讲道理,说检籍释放了大量的佃农、逃奴和流民,门阀世族的土地找不到人耕种,这样下去,照样会造成荒芜,岂不又回到之前的状况,那何必土断,何必检籍?
徐佑正等着他们,为了解决这个让门阀担忧的问题,宣布废黜“封山占水”的陋习,重归秦汉旧制,山林水泽归于国家所有,任何人、任何门第都不许无端占有。
至于以前占有的,酌情退还,今后不得再占。
以此,来扭转“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柴薪无托”的困局。
这何止是打脸,简直是把脸踹在地上摩擦。
你嫌地多,人少?
好,我不给你加人,却给你减地。
庾茂等惊呆了,小丑原来是我自己?
这次连顾朱张也受不了了,几位家主还有徐佑的老丈人张籍全都秘密求见,询问徐佑的底线。
徐佑说的很诚恳,道:“家富国贫,何以持久?北魏眼见要从前几年的混乱里缓过气来,我们要是慢一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数十万铁蹄南下,国将不国,诸位的家资不过是为元氏暂时保存罢了。”
但他也不能把事情做绝,道:“山泽之禁,自太后始,王公及以下,皆不能免,包括我在内。不过,会依据你们各家的品阶递减,总不会让大家没了饭吃,对不对?”
众人无言以对。
如今徐佑大势已成,土断和检籍用的几乎全是寒门子弟,这些人隐隐崛起朝中,他们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对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着徐佑走,经济受损,政治上还能保住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没过多久,徐佑以太后的名义,把皇室占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处湖泽交归国有,再把徐氏在义兴的所有山泽交归国有,只保留了钱塘的三座山两个湖——这还是因为钱塘是翠羽营、枫营、虎钤堂和玄机书院等至关重要的机构所在地,必须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现安全漏洞。
但仅凭义兴的山泽,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几代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干脆利落的交出来,让所有质疑者都无话可说。
只有身正,才能服众!
其他各门阀世族也参照徐氏的标准,按照官阶和爵位,依次递减交归国有的山泽数量。
再经过统一调度,把这些山泽间的肥沃良田分给贫苦百姓,成立农业协作社,由当地州府提供农具和粮种,鼓励百姓互帮互助,并免去前三年的赋税,力争不让这些好不容易从佃农变成自耕农的齐户不再次流失。
但这些措施也只能暂时的治标,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须改革税法。
纵观历代赋税制,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从春秋初税亩,刘汉的口赋制,到曹魏户调制,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时征税的二元法。
随着时代进步,朝廷发现二元法太加重农民的负担,一旦遇到灾年和重大变故,就会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然后土地被疯狂兼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唐后期的两税法仍然收人头税,但对人口普查力度变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税法也仍然收人头税,但是把田税向地主阶级倾斜,明中期的一条鞭法,清中期的摊丁入亩,
所有税法的改革,核心内容都是让征税更便捷,百姓负担更轻,让国家更强盛,并逐渐的取消人口税,只征收资产税。
可惜的是,这个过程,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直到摊丁入亩的出现,才在名义上彻底取消了人头税。
徐佑想做的,是一步到位!
他的底气,在于占城稻的有效推广改变了粮荒的局面,人丁爆发式增长有了物资基础;其次,既然这一年内已经把门阀世族逼到了绝处,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再逼一逼,说不定就把他们逼垮了!
新税法早在土断的时候就开始召集户部精通度支的人才进行研究,等土断和检籍完成,国家准确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有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在升明元年的年底,正式颁布实行。
这一跃进,击破了门阀世族的最后防线,他们抛弃了幻想,准备和徐佑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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