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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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小孩是有些怪的，我还背着优优去问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孩子小时候受了惊吓，可能会有一些神经反应一时纠正不了，慢慢长大，配合一些心理治疗就会好的。我把这些道理都跟优优说了，她都知道。而且我们俩人关系很好，她也知道我喜欢乖乖，她不可能下这种毒手！你们这样怀疑她，你们又有什么根据？”

几个警察对视一眼，年轻警察说“要是证据已经充分，我们早把她抓了。”

吴队长接着说道“现在只是怀疑，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怀疑通报给你，不是因为你是丁优的男友，而是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你有责任保护你的孩子。我们的怀疑你可以不马上接受，但为了慎重起见，你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前，避免让丁优接触孩子。我们干公安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既然怀疑，就有我们的道理。你现在可以不信，但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在孩子母亲不能照管孩子的时候，你要负起全部责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警察的话让信诚无法开口继续为优优辩解。其实他为优优辩解只是对自己心理上一个宽慰。他在离开分局后开车开到半途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用手持电话呼司机过来。因为他的手脚控制不住地发冷发抖，心里慌得特别难受。他不相信老天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施予惩罚，让各种闻所未闻的人间悲剧不断在他身边发生。自从父母遭遇不幸，他一度消沉至极，是优优和乖乖，成为他最亲的亲人，成为他生活中的阳光，成为支撑他忘掉悲痛，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如果，这两个他深深爱着的亲人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残杀，他不敢想像，自己会不会也像儿子一样，从此将永远生活在一个恐怖的噩梦之中，怀疑透明的蓝天也藏着阴谋，鲜艳的花朵也涂满血迹，对他身边的每一张笑脸，都会觉得暗含杀机！

所以，他才要那么大声地向警察疾呼不是优优！不是优优！不是优优！他并不是为优优疾呼，而是为他自己，为了他能避开这个他不能承受的噩梦。

但是警察回避了和他的争论，他们的告诫无懈可击。他们让他考虑一下孩子，假使一旦真有杀机，孩子本身无能为力。孩子只有靠他，他是父亲，他必须让孩子万无一失。所以他在离开公安局时不得不向警察们做出承诺，他会负起父亲的责任，在事实真相没有搞清之前，他暂时不把优优接回家住。

按照他和警察商妥的方案，他在街边等待司机的时候，就给住在上海的一个远房姑妈打了电话。这是他在手机里惟独还存了电话号码的一个亲戚。那姑妈在他几年前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玩时见过一面，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儿女大了，生活有些寂寞。寂寞的人好不容易见了亲朋，说起话来难免有些絮烦，但凌信诚父母下葬时再见姑妈，姑妈除了与他抱头痛哭别无他言。

凌信诚拨了上海的电话，接电话的果然就是姑妈。凌信诚说姑妈我是信诚，您还记得我吗？姑妈说信诚你是我侄子我怎么不记得呢，你在北京呢还是来上海了？信诚说姑妈我有件事想求您帮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凌信诚说到儿子突然泪如雨下，哽咽得一时不知自己要说什么。

姑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焦急起来“哟，小诚你怎么了？你慢慢说，不要着急，儿子怎么了？”

凌信诚泣不成声，他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是想起死去的爸爸妈妈，还是想起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就死了，那时候凌家就只有乖乖一人，他那么小那么可怜那么孤苦伶仃，他说什么也要把他养大成人，才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见父母。那一刻他把自己的生前身后，全都想到了，他的悲伤通过呜咽冲口而出

“姑妈，我，我爱我的儿子，我要把他养大，我爸爸妈妈让我把他养大……他们让我把他养大……”

“对！”姑妈大声地鼓励“你一定要把他养大。”但马上又不放心地试探“现在乖乖怎么样啊，他还好吧？”

凌信诚喘了半天气，让自己的心潮慢慢落下，他说“姑妈，您能来北京吗，你能帮我带带乖乖吗？”

“当然能，我现在就可以过去。”姑妈的热情让凌信诚心里备觉温暖。他说了好多感谢姑妈的话，两人说好姑妈来京的日期，快说完的时候，司机赶过来了，在外面咣咣敲着汽车的玻璃。

凌信诚擦了眼泪，躲开司机疑惑的目光，他挂掉了电话，打开车门和司机换了座位。司机重新发动了车子，回头问他

“回家？”

凌信诚说“回家。”

凌信诚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我能去他家一趟，说有件事想和我商量。

我从凌信诚的口气中听出昨天凌家围绕孩子而发生的那些事情，肯定有了新的进展，于是马上答应，随即出门，赶到凌家。到凌家后被凌信诚避开保姆，带到楼上，在楼上灯光暗暗的起居室里，向我通报了公安机关对优优的怀疑。他说他心里很乱，让我帮他分析分析，给他出出主意。

我和凌信诚一样，对公安的怀疑，感到格外震惊。四面环顾这间与楼梯、卧室和储物间步步相连的起居室，顿感危机四伏。在惊魂稍定之后，我和信诚将优优的历史与现在，个性与经历，掰开揉碎，细细分析，感觉为区区一点不快而下手毒杀儿童，非优优所能为也。在我的演绎推理之下，信诚似也相信，优优因与孩子怄气，故而杀人取命的说法，过于离奇，不合情理。但当信诚完全相信优优无辜之后，我又提出一个悖论——世上很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所谓人心隔着肚皮，表象掩盖本质的例证，俯拾皆是。现实的世界要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丰富百倍，难以认知，以致很多不合逻辑违反常规悖离愿望的事情，屡屡发生。从这一点看，不要说优优杀人，就是优优大姐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忽然一朝动刀杀人，亦未可知。何况优优年仅二十，性格思想，均未定型，其性格的激烈直白，也是易于突变和走向极端的一个心理支点。总之一切难说，应以现在的证据和未来的事实为重，因此不妨慢下最后结论，少做空泛分析。既然公安都说证据不足，那我们作为优优最亲密的朋友，更不能宁信其有，将她看死；而既然公安又有怀疑，我们也不宜只信其无，不加防范。

对我的这番左右逢源的分析，信诚先是频频点头，后又一脸沉重。他的理智分明同意我的论断，感情却又过于软弱，软弱得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之重，真实人生的复杂之重，确实有点承受不起。

有了这样周全的分析，下一步应取的对策，也就自然有了。我建议信诚在外面租套公寓，给优优单住。孩子在这边由信诚姑妈和保姆带着，量无大碍。信诚则两边轮流住住走走，兼顾孩子和优优两方面的感情，先这样维持一时，待孩子长大一点再说。

对这样的安排，信诚表示同意，表示今天下午就带李秘书出去找房。并再次委托我找到优优，做些说服劝导工作。

于是我就在信诚的家里，立即给阿菊拨了电话，家里没有人接，手机也不在服务区。又拨优优大姐那里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和优优有关的人全都联系不上，让我和信诚更加狐疑，忧心忡忡。

第二天中午我亲自前往酒仙桥地区，找到了那间志富网吧，发现果然出了意外，网吧不如何时已经关门。我在门上敲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把门打开。开门的正是优优的大姐，优优大姐是见过我的，便把我让进门去。我看到网吧里除了歪七竖八的桌椅板凳，电脑屏幕已不见一个，我惊问何故，优优大姐遂将工商查封的事情说了，并说查封时优优也在，查封后她去了阿菊那里，刚才忽又回来，说过两天要去南方看看，让她姐夫开车带她，不知去哪里办什么事情，刚走不到半个小时。

优优大姐说这话时，我并未意识到由于这半个小时与优优失之交臂，对后来事态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还在那间被抄得七零八乱的电脑屋里，陪优优的大姐闲聊了一会儿，关心一下网吧被封后他们下步的生活打算，同时问问优优昨天走前的思想情绪。在彼此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我发现优优大姐不仅依然体质虚弱，而且头脑口齿明显迟钝。也许是由于命运屡遭打击而精神委靡，并非外人同情几句所能振奋，所以我草草坐坐，聊不多时便站起身来，向优优大姐要了钱志富的手机号码，便告辞出门。

走出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我站在街边，打通了钱志富的电话，先通报自己姓甚名谁，后打听优优是否就在一侧。钱志富先是有些支吾，后又勉强承认优优在侧。少时优优终于接了电话，正和她大姐描述的一样，情绪异常低落沉闷。我问她现在正在哪里，她说正在车上。我问她现在要去哪里，她说要到铁路售票处去。我问她要去南方干吗，她说也许找份工作，也许换换心情，反正她离了谁也不会饿死。我说凌信诚委托我和你谈谈，谈过之后你再买票不迟。她说不想谈了，也许她和信诚，彼此并不合适，与其勉强凑合，不如好说好散。我说对呀，既要好说好散，好散之前总要好好说一说嘛。优优沉默良久，说好吧，我待会儿去哪儿，我打电话给你。

那天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优优的电话，回家吃完晚饭又看完新闻联播，电话还是没来。我关了电视，坐在灯下，打开电脑，看着那部不知该如何收尾的小说发呆。呆了半晌，找出阿菊家的电话号码，拨了阿菊的电话。

阿菊在家，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优优也在，而且她接了我的电话。我问她下午不是说好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没打？优优说没心情打。我说信诚委托我找你谈谈，你总要让我完成任务，你对信诚有什么话要说，我也可以替你转达。你今天没心情可以明天，明天我们见面谈谈。你们的关系怎么发展你们自己决定，我只是负责互相转达。优优想了想，说好吧，我已经买了明天的车票，你愿意到车站送送我吗？见了面我们就谈一会吧。

我有些意外“明天你就要走？去哪里？”

“仙泉。”优优说，“我想回仙泉看看。”

我茫然不知自己的心情，心里却分明叹了一声，但我用顺应附和的口气，表示了某种赞同“也好，你出来快两年了吧，回去看看也好。明天我来送你，你是几点的火车？”

优优说了她的车次，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放下电话我想了很久，不知仙泉还有什么能够召唤优优，是她那些早不来往的同学老师，还是她家那间业已典让的老房老屋？还是仙泉体校，那幢象征初恋的拳击馆，和那里传出的呐喊声？

我若有所思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台晚会，我的视线停滞于光芒刺眼的电视屏幕，心绪却不知在哪里游移。这时电话铃自己响了，来电话的当然不是优优，听筒中传来的是信诚的声音，那声音显得异常疲惫。信诚告诉我他现在正在爱博医院，乖乖下午又发病了，已经送到这里进行抢救。他问我是否找到了优优，我说没有。凌信诚说听保姆说优优下午回过一趟家的，说是来取东西，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又走了。她后来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我刚刚说了一句没有，电话好像就被另一个人接过去了，那人先自我介绍，说他是公安局的，姓吴。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家。他说，现在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希望你能配合。你现在能到爱博医院来一下吗？我说可以。姓吴的警察说那就谢谢您啦。

那天晚上我十点二十从家中出来，到达爱博医院并见到吴警察时恰好十一点整。我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在爱博医院的急诊楼前，早已等在这里的吴警察立即从大门里走出，拉开车门向我询问

“请问你是海岩吗？”

我钻出出租车，点头承认。

“我姓吴。咱们刚刚通过电话的，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吴警察边说边在前面引路，他没把我带往急救室的方向，而是沿着另一条走廊急步前行，很快把我带进了一间宽敞的会客室中。

一进这间屋子我不免疑惑，我看到屋里或坐或站至少有六七个人，全都不像医生护士而更像是公安局的便衣，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吴警察介绍我知道是医院夜间值班的干部，但惟独不见刚才和我通过电话的信诚。

我问吴警察“凌信诚呢，他不是也在医院？”

吴警察说“啊，刚才他心脏出了些毛病，医生们还在抢救……”

“抢救？”我吓了一跳“怎么赶这时候他也发病？”

“因为，”吴警察看了一眼医院的那位干部，说道，“因为他的儿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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