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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充足,人员齐备,学校开学,富贵人家子弟,贫穷民工子弟几千人,分成好几个班,师资绝对够,教育处的不说,光军队所有人都有资格为古代人授课,隔着四百年的知识,这群古代人比现代小学生都不如,原则上谁都可以让他们学上一辈子的,先从最基本的拼音学起,等到他们全掌握现代知识,估计所有穿越者都去见马克思了,以前只有做学生的份,如今摇身一变也可以为人师表了,神兵卫喜气洋洋,每个人走路都忽然变得规规矩矩了,现在都是老师了,得有个老师的摸样不是。
港口在几千民工和机械的赶工下,已经初具规模,当然和现代码头相比,这不过是个民间造船作坊,可在大明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庞大,十几艘百吨排水量的水泥船造好了,动力将用换下来的军车柴油发动机,稍加改装,装在船上很实用,这个是商贸的同志要求造的,用于内河航运,光靠陆地运输成本太高,有了这一批钢骨水泥船,黄河上运输物资就方便多了,以后还会继续建造,因为以后不光是黄河,还有长江水系,只是现在还鞭长莫及而已,需要的量很大,当然几千吨排水量的大船暂时造不了,千吨以内的已经可以试试了,图纸都是现成的,从现代船舶爱好者电脑里翻出来的。
造什么样的海船有过争论,汪大元他们认为既然要造就直接上钢铁,跳过木制时代,只要造一两艏,可以说全球无敌,再说秦岭基地有大量钢铁,物尽其用,不能被民用挤兑完才想起海权,范小武他们认为还是从木制风帆船开始,柴油机蒸汽机研制都需要时间,钢铁大船缺乏各种机械仪器,费时费力不说,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海洋贸易和天津的防卫,还是从头做起好,一步一步来才稳妥。
两帮人争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几千穿越者,那么多现成的材料,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至少也得造出一两艘甲午时期那种炮舰来,焊接技术不过关,可以考虑部分采用榫卯结构,分体建造技术等等,范小武等则认为我国郑和时代的戎克船很实用,只要装上几门现代火炮,就是威力巨大的战舰,至于钢铁战舰现阶段技术是有,造船所需机械材料不足,不如先仿制几艘戎克船,过几年造出龙门吊再考虑炮舰不迟,否则光靠人力太费时费力,基地几个领导充分了解对比了各种船只的优劣建造难度,认为现阶段不是以建造战舰为主,而是建造武装商船更实用,可以中和双方的意见,主体木结构,材料充足,动力采用机械制造处研制出来的蒸汽轮机,辅助动力用风帆,关键部位用钢铁结构,部分船身也可使用包铁皮的方式,火炮使用105毫米榴弹炮,这东西秦岭基地仓库里还有被淘汰下来的几十门,别堆那浪费了,正好拿来直接安装上船,每艘船两门足够,外加两门75小姐,这样工作量不大,造船速度提升,防护能力加强,至少在这个时代是无人可敌,估计几十年内西洋仿造不出,缺点是始终没有全钢铁战舰耐操,碰到大量战舰围攻的话,很容易出现伤亡,不过这是暂时的,只要采矿炼钢和机械制造处给力,造出柴油机,龙门吊,解决各种切割焊接工艺,钢铁战舰的制造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用什么船型,这个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盖伦船和戎克船两种,我国戎克船平稳适合装载货物,西洋盖伦船速度灵活,两种船不求体积巨大,千吨左右,加上现代火炮等装备,足以应付海盗,小股西洋舰队,建造数量也不需要很多,有个几十艘可以了,剩下大量资源用于近代炮舰的研发,通过和秦岭基地数次沟通协商,终于决定开始建造,从大明收刮来的大量木匠铁匠加上部分现代器械,几个干船坞开始忙碌起来,初步估计第一艘船只下水需要近一年的时间,不是木材不够,而是很多钢铁构件需要从陕西人力运过来,加大了难度,这是没办法的,如果不使用钢铁构件,面对大航海时代几千吨级的西洋战列舰,损失会很大,所以宁可放慢速度,也要提高防护水平结构质量,以免出现不可接受的损失。
两个基地压力最大的不是各类工厂,农场,养殖场,制造处,而是卫生处,人手太缺乏了,专业性太强,不是一时半会能学会的,红娘子带来未能进入新兵营的女子都被卫生处招募了,加上从各地流民中选出来做事比较精细稳妥的,仍然远远不够,一是古代人自身防护意识卫生观念太差,二是末世疫病流行,三是面对现代机械等缺乏安全意识,伤亡疫病数量很大,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因此培养医护人员任务繁重,工作量巨大,整个基地都在抽调人员帮忙,无论如何,保证穿越者安全健康是第一位,保证流民的平安健康更是不可草率,临时医疗场所越建越大,那些流民从原来的观望,渐渐有了模糊的健康愿望,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在排队检查,反正各种毛病都有,大到癌症,重伤等重症,小到跌伤寒热等轻症,以前没人当回事,也请不起郎中,现在手里有了些钱,这里神医名头传扬,古代又是孝字当先,自然引来很多为家人为自己保命的需求,当然里面查出了一些鼠疫天花病人,还有伤寒坏血病疟疾霍乱等等,就是个各种疾病大杂烩,除了对查出人口地区消毒隔离外,还得尽心诊治病例,力求减少传播死亡,所以卫生处是所有单位最繁忙,最幸苦的存在,所有的资源都向这里倾斜,即使是军队里好战分子也没任何怨言,这里每天都要面对生离死别,不是一场残酷战争短时期难受那么简单,占用资源人员很大,是穿越者来大明后始料不及的,白手起家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相对而言新兵营的建设就比较简单,除了地方大,其他都比较简陋,秦岭那边直接用集装箱当营地,天津没这个条件,自然是就地取材,建起了很多木板房,两地都没有通电,还是用古代的蜡烛照明,主要是人员多面积大,发电量不足,必须优先供应生产建设部门,因此安排新兵白天训练,晚上学习文化,军训当然很艰难,比不了现代人,所有人几乎都是文盲,左右分不清是正常的,只能在每个人的左臂左腿上系上白布条,现代人一个月就能完成的队列,大明新兵需要三个月时间,还不能让人满意,没办法,古代人认识水平在那,当初决定三年的训练期就是考虑到了他们的接受程度,现代新兵训练一年基本完成,两年已经是老兵了,在大明一切都必须从最差最慢来考量,三年时间是非常合理的,加上扫盲,标准是三年能认识两千个汉字就算是成功,平均每天需要认识两个新字,很多红军时代扫盲的经验被重新应用,比如在前面新兵背上贴上几个字,小黑板,小本本,沙地上写字,用水在木板石板上写字等等,都收到了一定效果,很快就在新军营里普及开来,新兵的学习热情丝毫不亚于当年红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封建时代读书写字那是上等人才有的机会,平头百姓根本没那个资格,所以知道神兵叫他们学文断字自然很配合,认为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每个人都很珍惜,即使再怎么难以理解,也没人敢和现代教员对着干,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根深蒂固,对每个神兵都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扫盲教育也带来很多大明官员不理解,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都是文人耳熟能详的,读书上进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神兵卫竟然让几万大头兵学习,匪夷所思,好多人明里暗里提出来,问为什么?陈伟峰孔丘和教育处的早就准备好了强词夺理,说孔子乃说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意钻古人没有标点符号断句的空子,有人问起就如此回答,然后岔到别的问题去,开始那些文化人还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渐渐觉得是神兵故意在曲解圣人,毕竟论语泰伯篇并非这一句话,把全文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圣人是认为愚民才对,不过现代人对于他们抬杠毫不理会,不是说格物致知需要认识文字,就是说军队行动命令必须认字,然后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一句话,随你们怎么看,神兵卫的新军必须认字,谁也阻拦不了。一次两次几次一来,所有大明官员都明白了,想在神兵卫混,就得识字,不跟你来子曰圣云那一套,更有甚者,被问急了,有些神兵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把孔老二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毒害华夏千年,以至于人分等级,科技落后,思维禁锢,狂妄自大等等,搞得这群圣人门生一脸苍白生无可恋,恨不得拔刀相向,舍此身为天下除妖孽,只是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徒叹奈何。
武将和当兵的不这么看,他们没什么条条框框,没有固有思维束缚,反而越加尊敬所有教官,训练学习虽然幸苦,可每天三顿管饱,时不时来点荤腥,这种神仙日子出娘胎就没有过,大明将军待遇不过如此,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除了爹娘,就是这些神仙,但凡看到哪个酸臭文人缠住教官,马上会一拥而上,有理无理先推到一边再说,谁敢对教官无礼,那就是和整个新军过不去,就是挖他家祖坟,所以好几次面对大明文人胡搅蛮缠,都是新军大头兵解的围,慢慢的,现代人和这些五大三粗的明人开始有了亲朋般的友谊,这对以后对大明社会的改造有极大的帮助,临管会对此很满意,这些新兵就是种子,是大明以后的希望。
也有些不识抬举的官员偷偷给朝廷给皇帝上折子,说他们败坏圣人教诲,教的都是离经叛道的东西,要求皇帝出面拨乱反正,否则必然颠倒纲常,乱了法度云云,可惜此时的皇帝已经基本看清了士绅真面目,经过和神兵首领交谈,对各种事实的应证,对以前所学有所怀疑了,听不进看不进居高临下的指责,当看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时竟然哈哈大笑,拍案叫绝,这些神兵果然天纵之才,连圣人圣言都可以反过来解释,也可以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另外一种意思,还无法反驳,千百年传下来就没句逗,怎么说都对,比满朝迂腐有趣有用得多了,心中反而更增加了对神兵卫的向往,就连张皇后周皇后等后宫嫔妃听说了,也都眼前一亮,有种顿开茅塞的感觉,觉得千百年来读死书还不如这一句来的干脆利落,还添加了一句,说她们不信圣人不愿意全民读书,全民识字这不就是王道乐土吗,人人知书达理,圣人只会乐见其成,而不会是大逆不道云云,崇祯也毫无语言反驳,觉得没什么不对,于是这些告发的奏折就都躺在角落里装灰尘去了。
卢象升曹变蛟这些武将按神兵的要求不需要天天出操,可他们坚持要和新兵一起训练,一是他们本身体力充足,二是他们想从最基本开始体验现代新军训练的不同之处,所以他们是最积极的,比曹化淳高企潜张之及史可法他们幸苦多了,史可法等人文弱,不适合高强度训练,神兵卫只要求他们适时参加,大部分时间都在学堂,和太子废唐王各藩王官僚子嗣一起学习现代知识,当然疑问很多很多,有空就会缠住教官,现代人被问得昏头脑涨,只能轮番上阵相互轮换,否则别想有休息时间,一些问题容易回答,比如后世为何文字简化?当然是为了书写方便容易记忆,利于规模化学习,有些问题就很难回答,比如数学公式中的蝌蚪文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和拼音一样?又读法不同?回答起来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还不一定能说清楚,面对一大群求知强烈的古人,现代人感到力不从心,筋疲力尽,即使丢给他们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也只会增加更多的问题,咳,谁说的只要推翻封建统治就可以改天换日,从此凤凰涅槃?民智未开,你来教教这些古代人试试,不把你累的生无可恋,一头撞死就算是祖上积德了。那绝不是什么一般的民智未开的问题,而是提升二维文明到三维的地狱难度,估计一辈子都不能让他们完全理解,可见那些写书的有多无知,比闭门造车都要荒唐。
小学生的常识课上说人是猿猴变得,在古代就是捅了马蜂窝,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说猴子才是祖先,谁接受得了?讨巧的是,自古以来尊师重教就是中华民族美德,上课的时候死记硬背可以,却不象欧美那样可以反驳老师,所以课堂上静悄悄,一下课则沸反盈天,追着老师问,现代教官也知趣,下课后一般直接开溜,否则被围住这一天那就甭想吃饭睡觉,这样的事天天在发生,搞得教育处的几个来时信心满满目空一切的老师,开始怀疑人生了,有几个已经打报告说自己能力有限,希望组织把他们调离,即使安排去工地开铲车也比这里强,面对一群思想顽固,愚昧落后的古人,他们想举手投降,再这样下去,古人没疯他们自己先疯了云云,可惜临管会不准,你们教育处的不去,难道叫搞民政的,搞工程的去上课?专业不对口啊,不过为了安慰这些担惊受怕的教育工作者,还是安排了很多军队里能说会道的去临时充数,反正每一个现代人都可以做古代人的老师,去分担一下他们的压力绝对可行,这一招算是勉强稳住了学校的日常,因为每个现代人初做老师总会热情百倍,口吐芬芳,极力表现自己,被各种幼稚问题围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尤其是那些平日里就是话痨的,更是找到了用武之地,所以皇庄也好,秦岭也好,若选宣传鼓动说书律师什么的,不用选,只要看谁呆在学校时间长的就可以了,能在这种地方如鱼得水的,不用说一定是能把死人说活的人才。
商贸的架构基本建立,周原和郭英功不可没,规范财税制度,理清购销渠道,加强预决算管理,监督资金流向,建立台账制度,责任到人,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京城的淘宝楼和天津这边,营业额一天比一天高,肥皂等日用品也开始慢慢被古代人接受,没钱任何东西都是奢侈品,有钱吃饱喝足,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肯定会考虑个人卫生家人健康添衣换家档这些,所以一些现代用品总算有了些销路,不像以前那样,绝大多数古代人只看不买,现在已经有少数人开始零零碎碎的购买日用品,这是好事,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人接受,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慢慢潜移默化,改变古代人的生活习惯。
招商引资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天津和皇庄那么多人口,已经吸引了附近小商小贩,每天清晨总有一批肩挑手扛的商贩按时前来,为了方便统一管理,周原和郭英特意制定了一块区域,还让工程队建造了几排简易棚屋,作为自由市场的底子,所有商贩无需缴税交房租都可以无偿入驻合法交易,主要是考虑的这个时代百姓困苦,小生意能糊口就不错了,那点小钱征上来都没意义,不如还人做到底,一切免了,只求扩大影响,方便民工生活,为以后真正的招商引资起个宣传示范作用,当然市场管理人员是要配备的,就像现代的城管,都是由民工中选拔出来老实本分的充当,制止各种恶性竞争,欺行霸市,小偷小摸,以及各种突发治安事件,由秦岭警务处派的两个同志负责管理,算是形成初步规模,而且有扩大的迹象,据杨廷麟说比之原来府城县城的市场都大而且规范,颇有熙熙攘攘的盛世景象,认为大明要是各州府县都能做到这样,那天下一定太平,百姓一定安居乐业,这些他都详细写在奏折里,字里行间对神兵对待劳苦百姓的举措赞不绝口。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工程是吸引大明富商前来投资,几排木制二层楼早已经造好,里外粉刷,水泥铺地,室内木板地面,单独厕所,水塔冲洗,玻璃窗,木制桌椅板凳,后院仓库,包括停马车的停车场,一切都显得高贵典雅,大气滂沱,当然这是在古人眼里,在现代人眼里,这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民工住宅,受条件限制,只能尽量用现有材料做好,只要被古人接受,就是成功,带着大明官员走马观花,一个个都赞叹不已,短短时间,这批神仙就平地起高楼,换在自己任上,要想如此规模旧貌换新颜,得等到猴年马月,足见神兵神迹名不虚传。
他们回去后所见所闻一说,整个京城商户闻风而动,都来打探,税率十取一,不贵,先是十几个原来就来不及赶工的成衣铺搬了进来,接着染坊布匹商跟进,再接着米商盐商跟来,连古董商也来凑热闹,原因是这些神兵米面盐糖等不稀罕,可随便哪个朝代的锅碗瓢盆都抢着要,即使是大明司空见怪的瓷器等也是抢手货,所以好多古董商索性搬来这里坐地行商,一下子带动很多行业租去了大半门面,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市场,比之京城零散店面热闹多了,甚至在油灯火把的照耀下,很多商户做起了夜市,这在大明是绝无仅有的,都是拜神兵地界法规严整,治安良好,没人敢作奸犯科所赐,惹得一众大明士绅感慨万千,都说中兴大明,太平盛世,现在除了这里,一切红红火火,日新月异,哪还能找到第二个地方啊,就连几个总爱挑刺找茬的老学究,也是心悦诚服,平日里看不惯他们一举一动,可他们做事如此规范,如此条理分明,公平公正,还真不是大明官府士绅能做到的,至少十几年内都做不到,问了好几个商户,对税收也好,治安管理也好,毫无意见,都认为是应该的,这和他们原先那种与民争利的概念完全颠倒,以至于有些官员开始对以前先入为主的说法开始怀疑了,比如史可法杨廷麟等人,这也是必然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现实对比才会有真知实学,而他们也都把所见所闻写在了奏折里,以供皇帝参考,皇帝则是把曹化淳高企潜等人的奏折和他们的一起来看,越看越觉得有道理,越觉得自己以前被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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