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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汪中为了这次文会,这些天里是吃不好睡不好。他眼看着那些来自岛国的学者要么开始去北海镇医院参观,要么就被林子平带着去勘察铁道线路,心里越发焦急。
来北海镇已经两年多了,赵新要干什么,汪中自认已经差不多看明白了。然而他越是明白,就越要为儒者、为道统争取出一条大道来。
汪中私淑顾炎武,而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主要概括就是两点,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而在其政治理想上,多着眼于风俗人心,鄙弃王阳明那套心性空谈,在政事上切实发挥利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内圣外王”,体用兼备。
换句话说就是,别跟我讲什么心不心花不花的,把学问落在实处,有用才是真的。
为了保证汪中的人身安全,减少因文会带来清廷的关注,他所乘坐的雷神号在苏北外海的五条沙附近等了两天,直到射阳湖那边传来人员已经抵达阜宁的消息,这才派船将汪中送上了陆地。
等他当晚抵达射阳湖的徐庄时,包括洪亮吉、江藩、焦循、钟怀在内的好友也都乘坐马车,在夜幕低垂后陆续进入了徐庄。
当洪亮吉在人引领之下,一路走进宽敞明亮的后堂时,他一眼就看见了已经年过五旬的段玉裁正面带微笑的看着他,于是便顾不得旁人,当即上前握住对方的手道“若膺兄,没想到竟然把您都给惊动了!”
段玉裁笑道“你洪常州能来,我这个老头就不能来了?他汪容甫搞的神神秘秘的,说什么要挽道统于危亡。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看看?”
段玉裁比洪亮吉年长十一岁,也是时下有名的经学大家。此人二十五岁中举,曾任国子监教习,之后屡试不中。期间他师事戴震,乾隆三十五年授贵州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到了乾隆四十五年,47岁的段玉裁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
洪亮吉因为是常州人,所以段玉裁叫他洪常州。
这时洪亮吉就听旁边一人道“君直兄,眼里莫非只有若膺兄不成?”
洪亮吉转头一看,面露惊喜道“江岑,你也来了!你不是在丹徒当训导吗?”
三十八岁的刘台拱道“甚无趣味,在下已经辞官回乡了。”
刘台拱,字端临,江苏宝应人。21岁中举,之后便屡试不第。乾隆中期,四库全书馆开局办书,刘台拱与王念孙、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等入馆篡修,期间时常论经考古。他沉默少语,但每发一论,诸老莫不叹服。
一旁的江藩挤眉弄眼道“我说刚才进徐庄,树上老鸹一直叫呢,原来是更生居士要到啊。”
“更生居士”是洪亮吉的号,众人一听,顿时哈哈大笑。
洪亮吉哭笑不得,指着江藩只说“淘气”。他比江藩大十五岁,已经是差着一辈人了。
江藩一振衣袖,拱手行礼道“北江兄,自从京师一别,你我已是三年不见了。”
等二人见完礼,在场的焦循、钟怀和黄承吉三人这才纷纷上来和洪亮吉行礼问好。
众人正在谈笑间,就听堂外有人轻咳了一声,随即就见一身穿灰色棉布夹袍的老年人快步而入,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进门便拱手笑道“诸位,汪某来迟,多有得罪!”
“容甫先生!”
“容甫兄!”
“容甫贤弟。”
众人行过礼,洪亮吉笑道“容甫兄,你这个主人当的有趣,客人都来了,何故姗姗来迟?”
汪中道“汪某也是刚刚离船登岸,连更衣都没来得及,还望海涵。”
他这话一出口,众人这才心里一怔,想起了汪中如今的身份。
段玉裁年纪最长,沉吟了一下问道“容甫,你给大家讲讲,如今北地是何模样?”
汪中正要回答,洪亮吉插话道“若膺兄,不妨坐下再说,让容甫喘口气。”
众人这才纷纷落座,不过因为年龄,中举时间不同,又重新排了座次。说起来江湖中人的排座次,其实就是跟文人学的。
在场的人里,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所以众人论资排辈,段玉裁便坐了左首头把交椅,汪中坐了右首的头把,之后依次是刘台拱、洪亮吉、江藩、焦循、钟怀、黄承吉。
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以来,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至戴震集其大成,以至顶峰。而从乾隆中叶开始,随着四库全书馆开馆,帝王“治道合一”的形象塑造臻于极致,彻底掌握了文人的话语权。而文人们再也不敢议论朝政,点评政治是非,于是在学术发展上便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盛况。
无数学者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埋头考据,认为典籍越古越真,所谓“凡古必真,凡汉必好”,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不同,形成了后世著名的“乾嘉学派”。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特点就是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汉朝的典籍就是好的”;皖派则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从音韵、文字学入手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
而扬州学派既继承了吴、皖两派的特点,又发展和超越两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派以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为首,源头虽然是戴震,但却自成一体。
从儒家学问上来说,在场的众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都是乾嘉学派中有名的经学大家。
从个人钻研的偏好来说,段玉裁是文字训诂(研究古汉语词义),汪中主攻古今制度沿革,洪亮吉擅长舆地,刘台拱偏于天文音律,江藩精于《易》,而焦循、钟怀、黄承吉三人则是数学。
而历史上的乾嘉学派发展到后来,其研究的内容已经无物可考,乃至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成了为了考证而考证。
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穷尽天下聪明智慧,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于国家强盛屁用没有!这种“精神”延续到后世,“茴”字的四种写法算什么,连《红楼梦》都能给考据出个阴谋论来!
原本讲究“实事求是”,在经学典籍中寻求出的治世之道,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却成了百无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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