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挣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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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以前大家呼我田老鼠，现在大家叫我田再生，甚至称我为好村长，既让我脸上有光，又让我往事难忘。为了让你们理解支持我，现在不得不说一下我和米淑的患难经历。对了，我的老婆叫米淑，大家又常称她为米嫂，当年有的人也在背后称她为米鼠（淑），这个歪称一方面源于谐音，另一方面在于她是我岳丈（山耗子）的女儿。这也难怪，松林湾那时很穷，穷苦的农民就以为别人取呼歪号打趣别人为乐。这既是农村人的一种卑微心态，同时也折射出一种阿q精神。

我和米淑都出生在困难时期，虽然生得艰难，但成长都比较顺利。我俩先是在我们大队一起读完小学，后又顺利升入初中，青梅竹马再加同窗关系，我俩基本形影不离。初中毕业时，恰好赶上了教育的小阳春，我被推荐上了高中，进县城继续读书，米淑回家务农。据说她是有机会推荐上去的，但由于她妈过世得早，想回家照看祖母帮父亲山耗子料理点家务，就把机会让给我了。想起这些，我就感动不已。高中毕业时，正是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阵，我要上大学，只有回家先当农民挣好表现再说。我读高中是相当优秀的，对人生充满了梦想和渴望，拿当时的眼光看——那是又红又专啦，拿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就是学霸和创新人才呀。由于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才，回乡依然豪情万丈，依然以天下为己任，很快就把读大学的幻想抛到九霄云外了。看到农村的贫穷，农民的劳苦，农业的落后与管理的低效，在艰苦劳动的同时我的最大希望就是能当上生产队长，提高生产效率，带领农民兄弟尽快解决温饱问题。不知何故，在那个年代，有关方面认为像我这样读书较多的人容易复辟，不适合当队长。加之那时皮大海的爷爷老瓜皮帽一直当仁不让地当着队长，看那架势也没有选贤禅让的意思，好像队长的宝座终身就是他老瓜皮帽的一样。悲哀啊，在那个时代，一个学霸，想当个队长都不行，我必须重新思考人生。思考的结果，让我感到农村的悲苦和当农民的无望，这样下去，不要说拯救苍生，就是独善其身都不可能，我必须挣扎，必须与命运抗争。我想这辈子要是能跳出农村就好了，只有跳出农村，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的价值。我的幻想突然又回来了，要是有机会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出去读大学那就再好不过了。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当时大队支书的支持下，机会终于来了，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直接到大队小学教初中去了（由于搞学制缩短、教育革命，普及初中教育，那时好些大队小学都办起了戴帽初中）。

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民，能教初中，也算学有所用，应该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了。照理说我应该满足了，可我还很纠结，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原因在于，不久董支书调公社去了，就轮到老瓜皮帽当大队长了，大队小学要接受大队部的领导，同时也是大队部的办公地点和大队活动的广场。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松开，计划生育的浪又汹涌而来。我不但不能静心教书，还要接受老瓜皮的领导参与大队部的宣传，帮忙写标语办墙报作动员，很多时候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研究和构建计划生育的话语体系上，教书反而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很多工作不仅费力不讨好，还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加上我经常在私底下抱怨，计划生育不该这样搞，这教书还不如当农民种地自在，以后再也不去参与计划生育了！抱怨完了，我还是每天屁颠屁颠到大队小学准时开课，激情讲解，而且还想争取当上点长（也就是大队小学的负责人，农民也常升格称之为校长）。在我看来，也许当上了所谓的校长（其实是点长），就能自作主张，排除大队部的干扰，静心教书了。

当上点长不久，就遇上了一件让我挣扎了一辈子的事到底去不去结扎？这件事，可不一般啦！那是我的大恩人——当初的大队长而今的董书记出面做了工作的田再生呐，你都有两个孩子了，这次你就带个头，到公社医院去把结扎做了，只要你把这个头带好了，我们大队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好深入推进了。当然，转公办教师的事也可优先解决了，以后调中心校或者推荐副校长、校长也就有机会了。我当民办教师教初中是董书记一眼看中并亲自敲定的，当点长书记也是暗中支持的，书记不仅有恩于我，而且还在不断提携我呢。当公办教师那才算是跳出了农村，能当上公办教师甚至校长，还用得着去考大学吗？况且大学也不是想考就考得上的呀！对于志向曾经远大过的落魄书生来说，独善其身之前一定要有一个铁饭碗，有了铁饭碗才能解除生活的后顾之忧，之后才可能发达兼济天下。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着书记的面，我拍着胸脯说——“书记的工作我小田哪有不支持的？”

我纠结了一夜。去，可以转公办教师，甚至还可能当副校长、校长，自己的两个娃儿今后升学、参军、招工都有希望了；但在周围的社员看来——结扎就是割睾丸，要是我去了，他们就会认为我的睾丸不在了，作为男人的武功也就被废了，哪还有做人的尊严？不去，在他们看来，我的两个睾丸还在，我的雄风犹在，全大队的社员都不敢轻贱我，我在他们面前依然拥有男人的自豪和尊严，但前途没了，甚至连工作都可能丢掉，我那一家老小活下去可就艰难了。这样留在裤裆里的两个蛋丸还有屁用，当然就更别说人的尊严了。还是活下去重要，我的尊严我自己创造，用不着站在社员的角度考虑那么多了。

我挣扎了一夜，为了当公办教师，为了跳出农村，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第二天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老婆米淑对我大儿子说，你老爸今天要遭动刀，下午千万不要出去乱跑，各人早点在垭口上去等到，看到你老爹回来，赶快把他扶回来睡觉，千万不要让他在外面吹风感冒了。

果然，大红下午就到垭口接我来了。见我一扭一扭地回来了，大红那时还是有点孝心，心疼着问“爸，痛吗？”痛还是有的，但看见儿子懂事了，心情突然就好转了，就高兴地摸着大红的头说道“还好，现在不痛了。”

我知道，大红这个孩子生在红歌中、长在红旗下，人小鬼大，已经会想事了。见我没在痛苦中挣扎，遭了刀都没弯腰，而且脸色还不错，有一点英雄模样，就夸了声“爸爸是个好将军！”我高兴地把手里提着的一块肉和一包糖在他眼前一晃，大红赶快拿过去提在自己手上。我跟着说道“这是公社补助的，快去叫你妈回来煮了。”

也许，在大红看来，这春荒中还能吃肉，还有糖开水喝，这就是计划生育的优越性。大红有些不明白地问我“爸，你为何要在私底下说，‘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就算了，为什么连裤裆里的东西都要割了，计划生育不该这样搞啊！’？现在，你看我手上提的什么，这简直就是吃人民公社的肉，拆计划生育的墙。”我心想，大红这个共和国的接班人说不定还想和我这个老顽固辩论一场，这个孩子那时长得既正又刚，经常揭批我的错误思想。

大红正准备提着肉去喊他妈，大队长老瓜皮正好走来了。老瓜皮迎面向我问道“田老鼠，扎了？”

我想了想，眼光飘逸地看着远方，禁闭着嘴默不开腔，在内心深处蔑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