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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听出李牧话中的讽刺意味了,这是在说他以貌取人,嫉贤妒能。若在平时,魏征少不得要回两句,但是如今是两股势力在博弈,魏征也懒得争辩了,反正李牧离开了工部,对山东士族来说就是好事一桩,至于其他的,并不是很重要。
魏征一点也不担心李牧能考得上状元。他听说过李牧的文才,《把酒问月》等诗做得确实好,但是考状元可不是只考诗文,而是一场综合性的考试。
唐朝考状元,与明清时大有不同。
明清时,科举已经盛行千年,制度已经非常明晰,而唐朝时,科举刚刚开始,很多制度还不甚确定,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明年的这次科举,乃是李世民登基一来的头一次,常科与制科并考。
根据以往的章程,常科设置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这些科目中,明法、明算、明字指的是识字、懂法、会算数的人,并不为时人所重。通常及第之后,做的不是官,而是吏,极优秀者也就是九品官。
而中了秀才和俊士,则相当于考生中的佼佼者了,都想要更进一步,不会去选择做官,此时的秀才,与进士一样,都属于举士之科。举士者,推举士子,出类拔萃也。秀才在唐朝的意思,指的是满腹经纶之人。
只有几十岁的老秀才,才会去做官,或为县令,或为县丞。
真正为世人敬重者,乃是进士和明经两科。
明经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礼记》,《春秋左传》称大经,《诗经》,《周礼》,《仪礼》称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小经。《孝经》和《论语》是必考课目,有时还加试《老子》、《尔雅》。
明经考试分为,帖经、墨义两项。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解释。看似简单,但却没那么容易,圣人之言浩如烟海,考的可能是非常生僻的词句,因此想要及第,首先要‘通经’,倒背如流只是基本。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加上小经一部,或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皆须通。通二经有希望及第,想取得好的名次,至少也要通三经以上。
进士科更加难,考诗赋和策论。第一场诗赋,测试文才。每个考生作诗一首、作赋一首,这诗赋可不是随便作,规定必须以固定的韵脚作诗,固定的立意作赋。第二场策论,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是否有自己的想法,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若想当状元,必得这两科成绩全都出类拔萃才行。若一科不成,状元梦当即破灭。
李牧的诗虽然不错,但若以固定的韵脚作诗,他也未必能行。更别说策论了,他虽有辩才,但是国家大事,可不是口舌之辩能解决的,必须要有真本事。帖经和墨义也是难关,马上就要入冬了,距离明年春闱不过半年的时间,就算李牧再厉害,恐怕也难通二经,及第都困难,怎么可能出类拔萃。若他真的如此轻松过关,那苦读了十几年的学子们,岂不都得死了去?
因此,魏征不信李牧能考上状元,他不觉得李牧有这个本事。而且这件事李世民也帮不上忙。武德年间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李世民登基之后,为显对科举的重视,已经把科举事宜改为交给了礼部,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礼部一直由士族所把持,礼部尚书虞世南虽然不是山东士族的人,但是山东士族在礼部也是拥有一定势力的,虽然影响不了科举,但也能保证若有人影响科举,山东士族必然会知道,因此做不了假。
真正让魏征担心的乃是制科,制科又称大科、特科,是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如同明清时的‘恩科’。只是考的东西与后世不同,目的在于选拔特殊人才。
制科的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应试人的资格,也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公卿可以推荐,布衣也可自荐,但要经过地方官审查。
因为是选拔特殊人才,考试的科目也不固定,要看皇帝觉得缺少什么人才,才会定下考什么科,也有一个状元。一般常科和制科是不会一起考的,但是由于李世民登基这两年,一直都在打仗,科举给耽误了。明年的科举是贞观年间第一次,为了弥补,才加开了制科,有了这一年考两科的事情。
魏征担心李世民会给李牧量身打造一个制科,送他这个状元。若考奇淫技巧之事,谁能考过李牧?
因此,魏征思忖了一下,开口道:“若逐鹿侯能考中常科的状元,我自然是佩服的,但若是制科么……”魏征没有往下说,态度不言而喻,若是你们作弊,难道也算数么?
李世民皱眉道:“魏征,你的意思是朕会帮李牧作弊了?”
“臣不敢。”魏征虽然这样说,但是面色却一点‘不敢’的意思都没有,李世民正要发怒,李牧接过话来,道:“既然郑国公觉得常科才算数,那就是常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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