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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剧情世界的落点在燕山县男府的密室。』天籁』小说』.23txt.赵高的身份虽然只是一个爵位较低的贵族,但本身承袭的却滕国公的爵位,一代一代递降到现在所以才是个县男,但国公府基本上还保留着原先的一些规制,这是有着历史渊源的,所以不算逾制。

见三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掌握资料最多的麦玲珑率先说道:“嘉靖二年,正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候,江浙,福建,两广等沿海都受到了袭扰,更可恶的是这些倭寇盘踞在海岛之上,想要肃清绝对不是简单的事。”

赵高却苦笑了起来,麦玲珑对于任务的把握有自己独到之处,一眼就现了这个任务中最难的一点。

团队任务和个人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战力依旧重要,但已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拿这次任务来说,倭寇的领个人实力不会过历史d级,可这茫茫多的海寇,就算排着队让老家伙团队一个个砍杀过去,那也得平地起飞横渡大洋才行啊。

况且,沿海众多的民众,本身就和倭寇是一家。

嘉靖年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乱”。在这一时期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明初东南沿海人口暴增,但可以耕种的地却不会因此增加。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也。”明朝海一纸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实际上的倭寇)。

有了倭寇,为了避免麻烦,明朝内阁大多选择加强海禁。严禁海外贸易,一经现就是全家杀头。然而海禁越严,倭寇越多,恶性循环下,几乎连沿海的城镇都需要被放弃了。

在本乡本土,倭寇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五峰(即倭寇某部领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到后来,倭寇已经分流成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峒寇、畲寇、盐寇多少个分支,此起彼伏。《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难怪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说:“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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