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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朝建立后,历经王敦和苏峻两次叛乱,虽最终平定,但统治阶层内心仍充满恐惧,深怕掌握军权的将领再次叛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掌握长江上游兵权的荆州刺史桓温,因其势力庞大,引起了朝廷的警惕。
桓温年仅十五时,便遭遇家庭巨变。他的父亲桓彝,不幸被苏峻的部将韩晃所害。身为家中长子,桓温不得不肩负起家庭的重担。某日,母亲病重,需羊肉以治,然家境贫寒,难以购得。桓温心痛不已,只得以幼弟换取些许羊肉。此事给年轻的桓温留下了深刻烙印,使他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更对杀害父亲的仇人怀有深深的恨意。
为报仇雪恨,桓温白天辛勤劳作,支撑家计,夜晚则独自在园中习武。无论劳累,无论风雨,他始终坚持,从未间断。三年过去,桓温的武艺精进,然而,当他得知仇人韩晃已死时,心中愤怒难以平息。他思忖,既然无法手刃仇人,便取其亲人以泄愤。于是,他伪装成吊丧宾客,潜入韩家,将韩晃的两子和一弟斩杀。此事迅速传开,引起朝野震动,晋成帝亦闻其名,召见桓温,委以重任。
自此,桓温仕途顺畅,先后被封为驸马都尉、琅琊太守,后又升任徐州刺史、荆州刺史,掌握长江上游兵权。
公元345年十一月,桓温派遣袁乔率领先锋二千勇士,自己则亲率大军紧随其后,毅然踏上了伐蜀之路。尽管朝廷对此举并不赞同,桓温却已上表并决然出征,朝廷想要制止,已然不及。成汉皇帝李势得知桓温大军压境的消息后,初时面露轻松之色。他以为蜀地险峻,足以令桓温军疲于奔命,最终不战而退。然而,他未曾料到,桓温大军竟能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至公元347年二月,桓温大军已抵达距成都不远的平原地区。李势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急忙派遣叔叔李福、堂兄李权以及将军昝坚分兵三路迎战。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昝坚竟领兵至犍为,与桓温大军擦肩而过,未曾相遇。
桓温率军直逼彭模,距离成都仅有二百里之遥。而昝坚在犍为苦等,不知晋军动向。袁乔向桓温献计:“我军远征,深入敌境,胜则功成名就,败则全军覆没。故当集中兵力,猛攻敌阵。若分兵两路,则势弱力分。”他更提议破釜沉舟,仅带三日粮草,以激励将士奋勇争先。桓温深以为然,遂亲率大军直取成都。
途中,桓温遭遇李权部队,经过三场激战,李权兵马溃败,仓皇逃回成都。桓温乘胜追击,直抵成都近郊。此时,远在犍为的昝坚闻讯急驰救援。然而,当见到晋军已逼近成都城时,昝坚部众心慌意乱,未战先溃。
李势见势不妙,亲自率军出城至笮桥迎战。他拼死抵抗,竟使晋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战鼓骤响,袁乔拔剑指挥,将士们奋勇杀敌,终获大胜。随后,桓温领兵攻至成都城下,放火焚门。李势趁夜遁走,见继续抵抗无望,为求自保,遂向桓温投降。成汉至此灭亡,桓温完成了平定巴蜀的伟业。
此后,桓温为扩大势力,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声名远扬,军中势力日盛。随着势力的增长,他的政治野心亦逐渐膨胀。某日,桓温抚枕而叹:“既不能流芳百世,何妨遗臭万年?”其雄心壮志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371年,桓温在枋头之战中失利,威望大跌。为了重塑权威,他率兵进驻建康,废黜晋废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新君,即简文帝。桓温自封大司马,移师姑孰(今安徽当涂),遥控朝政。
翌年,简文帝驾崩,遗诏传位于其子司马曜。桓温得知此消息,初时欢欣鼓舞,以为皇位触手可及。然而,当他得知简文帝并未指定他继位时,失望与愤怒交织,遂起武力夺位之心。他身披铠甲,手执兵刃,率兵再入建康。沿途迎接的官员见其士兵甲胄鲜明,杀气腾腾,无不面色惨白,胆战心惊。
桓温召王坦之和谢安入府,意图加害。王坦之因恐惧而汗流浃背,谢安则泰然自若。入堂就座后,谢安直视桓温,直言不讳:“大将之道,在于守边御敌,非藏兵于墙后。桓公此举,意欲何为?”桓温闻言,羞惭难当,支吾道:“此兵仅为防不测之用。”遂暗中下令撤去墙后伏兵。
桓温原欲武力夺位,但见士族多有反对,遂按兵不动。然不久,这位野心勃勃的权臣竟因病而亡,篡位之梦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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