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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学古已有之,本朝武帝之时,因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国家教化士子的所在。
最初,这太学仅有五十个名额,教授科目仅限《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能够入学的,都是太常官署选拔的官宦弟子。偶然出现缺额,才从地方郡国选拔孝廉有才之人。
到了孝宣皇帝的时候,太学的名额增加到百人,授业科目增加到十二类,从全国延请明经宿儒为博士,又设立“射策科”进行察举考试,在太学上学的士子都有了晋身官场的希望。
从此之后,太学便逐渐炙手可热起来。朝上王侯将相、簪缨贵人,都以子孙选为太学生为荣。有些贫寒士子,能够得到机会入学旁听,也是都是倍加珍惜,期待能够学有所成、飞黄腾达。
数十年间,太学为大汉朝培育了上千名饱学之士,将先王经典学问散布天下,一时间全国教化大兴,堪称盛世。那匡衡、翟方进等人官至宰相,当年也都是从太学发迹,自然更是成了学子们心中艳羡的榜样。
到了今天,太学更受朝廷重视。前几年天子下诏,让朝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包括丞相、御史等人,只要有真实才学,都可以在在太学兼任博士,教化弟子。生员名额也是年年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三千人。每当有大儒举行廷讲,来听课的学子磨肩继踵,想来当年至圣先师开坛讲课,也不过就是如此盛况了吧。
这三千太学学子,也是分为两等。一等叫做博士弟子,大多是出身富贵、家境殷实的官宦之后。这些人是由太常选拔而出,或是由官员保举而来。
顾名思义,博士弟子一定要师承某位博士。而拜博士为师,本就不是一般平民所能做到的。他们这些博士弟子在太学里上学,不仅有名师指教,还能享受若干特权,不仅徭役得以免除,日常花费也都是司农官署的治粟司安排公帑。所以,说起“弟子”,便指得是这博士弟子了。
第二等则是记名弟子,大多是地方察举、乡里保荐而来。这些人没有什么严格的师承,每天只能旁听不同的先生讲课,然后自行研究学习。他们这些人在太学上学,花费都需要自己承担,所以有很多都是穷困潦倒。这些人,又称作“诸生”。
如今若虚先生任礼官大夫,兼任太常博士,身份尊贵无比,由他保举杨熙入学,当然是顺理成章,毫无问题,只需要去那学宫登记姓名籍贯,立刻便能入学。
但是如此一来,杨熙便仍然是靠着若虚先生的名头行事,别人提起他时,总要说一句“杨若虚的门生”,未免总是要被看轻半分。
既然杨熙想要凭自己本事,去那太学之中学习,若虚先生便计划让他另外延请一位名师,以纯粹的博士弟子身份进入太学就学,真正赢一个清清白白的官身。
若虚心中,始终有一股难平之气。虽然圣上严令他保守杨熙身份秘密,但谁知以后会不会有什么转机?
天子无嗣,天下共忧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同样都是汉室宗室,谁又能知道将来鹿死谁手?只有让杨熙早日成才、堪当大任,将来有什么变故,才不会错失时机。
但若是要为杨熙另行延名师,却是一件难事。
儒家讲究尊师重道,特别注重学问的源流分支,各家各派有“师法”“家法”的区别。
所谓“师法”,就是一脉祖师流传下来的学问。“师法”不同,便是研习同一部经书,其中训诂释义都不尽相同。同一“师法”之下的弟子,无论如何开枝散叶,所学所教都不能有悖师法。比如《易经》,就有施、孟、梁丘等不同流派,各派弟子所学都是各不相同。
而所谓“家法”,则是在师法之下,衍生而出更小的学问派别,也就是业师的一家之学,其中离章辩句,差异更是大了不少。比如当朝成名的大儒,包括若虚先生的好友丹夫子、涓夫子,都有自己一家之学,却也是混乱不得。
所以,一名学子从拜师起,必须遵从师传、家法,也就是所谓“继其绝学而从其道”。除非有通天才学,能够别开生面,自行开辟一脉学问,绝不可心有旁骛,否则就是“欺师灭祖”。
杨熙平日与若虚先生以师徒相称,而这若虚又是公认的学问大家,就算若虚同意杨熙另拜名师,又有谁敢来指导他弟子的学业?
杨熙想到此处,心中颇为烦忧。但若虚先生却毫不忧虑,只是安排童仆采买束脩、酒浆,只待明日带杨熙出门拜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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