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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十二年的年底,朝廷国库收入已经多达八千多万两了。
和以往相比,主要税收增长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张溥为代表的核实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的差事,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清理出来的田赋和欠赋以及劳役折算出来的税收,比开始之前整整增加了十倍有余。由此可见,这些官绅趴在朝廷身上吸血之多。
俗话说,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这一点,只要成年人,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当初张溥等人奉旨办这个差事的时候,都不惜自残想要推掉这个差事。由此可知这核实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的困难。
哪怕张溥原本是复社领袖,是那些官绅的代表,可一旦他做了这个差事,立刻就被那些官绅打压,甚至到了后来,更有不惜肉体消灭的举动,要污蔑张溥激起民变,就算当时不打死也肯定会罢官去职。
类似的事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向崇祯皇帝提议拆撤驿站减轻朝廷财政压力的刘懋。
当时他上奏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而且当时刘懋的策略并不是把所有的驿站都拆撤,且严格驿站的使用,砍断伸向驿站的手,结果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刘懋这么一做,原本官绅甚至其家属出门,都在驿站免费吃住行,没有了;原本那些地方里正之类借助驿站差事奴役各地百姓,捞取好处没有了;还有地方官府常借驿站之名漂没捞好处没有了;诸如此类,不知道多少寄生虫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唯独朝廷和普通百姓能得好处。
于是,官吏群起而攻之,当时的崇祯皇帝又不是来自后世,也没有窃听系统之类的金手指,导致刘懋落了个凄凉下场。甚至在他死后,还要背负一个名声,就说明亡,亡于他的拆撤驿站。
张溥这个核实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可以说比刘懋所做之事还要损害整个官场的利益,他就是再有能耐,在众多官僚三人成虎之下,很可能会落得比刘懋还要凄凉的下场。
然而,崇祯皇帝已不是原来的崇祯皇帝,不但来自后世,还有窃听系统在,以强硬手段应对官绅的反扑,不但判下有江南文坛领袖之称的钱谦益为谋逆而满门抄斩,另外还降职问罪一百多个地方主官,以此支持并推动张溥能继续执行他的差事。
也亏了崇祯皇帝百战百胜,开疆拓土,威望一日高过一日,给了张溥他们以最大的支持,从而在全国完成了核查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之策。
花了这么大力气推行下去,得到的回报自然也是非常高的。不但朝廷对于全国的田产什么的,做到了准确无误,且该收的田赋劳役所得银子,再也没有拖欠,一下就给了朝廷财政以极大的支持。
第二个朝廷国库收入的大头,就是打仗了。
这几年来的战事,大部分都是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开疆拓土的成功。缴获之类的都不说了,在开疆拓土成功之后极大的商贸需求,就不知道让朝廷收了多少商税。贡献商税最多的线路是江南到南洋以及安南和洞吾这些。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随着辽东、河套平原的人口充实,也会带动北方的商贸。
当然,大明如今国泰民安,再无流贼之乱,也是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省之间的商贸。
此时,崇祯皇帝核实了国库收入之后,便召集内阁和六部,商议加大各地交通投入,不再局限于地方在农闲时用劳役方式来凑足施工人手。而是给予报酬,每日酬劳的方式来吸引人手。另外,还要给予最先完成规划道路建设的民工、地方官吏以奖励。民工的奖励方式,当然是钱了;而地方官吏则体现在考核上面。
对此,薛国观等人能理解皇上急于把掌控天下的交通早日修好的急切,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钱给百姓。
“朕的目标,是要把钱花光,而不是留在国库生锈!”崇祯皇帝给他们耐心地解释道,“钱只有流通起来,那才是钱。朕花出了钱,百姓积极,道路修筑就快;而百姓有钱,就有底气去购买想要的东西,如此一来,又能刺激各地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朝廷就又能收到更多的赋税。唯有如此,才能有良性的循环,朝廷源源不断地来钱,而百姓也能源源不断地有钱。”
听到这话,不少文官都是似懂非懂,最终由薛国观问道:“陛下,天下财富皆有定数,何能源源不断地来钱?朝廷有钱,则百姓钱少也!”
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钱都是收赋税收上来的,朝廷钱多了,百姓不就是钱少了么?
这种观点,司马光用来讥讽王安石效仿桑弘羊说汉武帝。哪怕到了明朝时期,这种观点在士大夫中也很流行。
如今大明国库的富有,不就是张溥之流从百姓(其实是指官绅)身上抠过来,从商贾身上收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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